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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料(2014年第3期)

信息来源:文史编辑部、综合一科   发布日期:2014年08月26日

 

 

 

马鞍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14年第3期)

 

编者按:为配合市政协推动“一江两岸协调发展”调研和资政活动,我们选编了本市和外地的专家学者有关“跨江发展”的研究成果,供大家参考。此次调研资政活动,正值“十三五”规划启动之际,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宏观环境的把握,我们选编了相关的文章,相信对大家会有启发。

 

     

 

(一)基于区划调整探析马鞍山跨江发展(2

(二)论芜湖跨江发展(10

(三)中国迈入跨江发展时代(17

(四)关于“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建议(25

(五)三个模糊认识有碍结构调整(35

(六)我国进入消费主导经济转型新时代(38

(七)“就地现代化”学习札记(41

 


基于区划调整探析马鞍山跨江发展

陶训建

 

20118月,安徽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原地级巢湖市所辖的和县(不含沈巷镇)、含山县划入马鞍山市。传统的江南城市马鞍山由此成为跨江城市,长江“天堑”终成为城中之江。在新的区划背景下,马鞍山市如何推动一江两岸协调发展,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力,实现皖江地区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整合两岸资源,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积极谋划跨江发展。

一、跨江发展模式

江河具有便利交通和阻碍交流的双重作用,当沿江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时,必须突破江河阻碍,实现跨江发展。在国外如俄罗斯涅瓦河边的圣彼得堡,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伦敦,法国塞纳河边的巴黎,多瑙河边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韩国汉江边的首尔,印度恒河边的德里,美国密西西比河边的明尼阿波利斯、孟菲斯、圣路易斯、匹兹堡等。其中,首尔跨越汉江两岸,24座跨江大桥把汉城两岸融为一体,经济由此迅速发展,从而成为韩国最繁华的港口城市,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汉江奇迹”。

在国内,目前已有不少城市实施跨江发展的成功范例,如黄浦江边的上海,长江沿岸的武汉、南京、重庆,黄河边的济南、兰州,海河边的天津,珠江边的广州等。其中典型的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武汉模式。武汉历史上因水而兴,依江而建,江南有千年武昌古城,江北有汉口名埠。清末张之洞督汉时,武汉兴建了一批近代工厂,修筑了芦()汉铁路,开辟了轮船运输,加上优越的地理区位,武汉成为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最大都市。1927年,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首次统一行政建制,形成了两江分割、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国民革命失败后,三镇分治,设汉口市和武昌市。1949516日武汉三镇解放,复统称武汉市。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进一步拉动了三镇的交往和联系,经过50多年的建设,形成了三镇各具特色,两江四岸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自此,武汉的跨江发展的架构基本完成。随着武汉“十桥一隧三轨”的规划和建成,未来的武汉必将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中心城市。

武汉模式的两岸属于规模较为平衡的中心城市,相互缺少直接的交通联系,在发展方面基本无差异或仅为城市功能的差异。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两个或多个城市在资源、环境、产业、基础设施、功能等方面协调的必要性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逐渐明朗。通过行政区划将两个或多个城市联合划一,实现城市在规模与空间上的“双赢”。在过江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后,城市联系更加强化,能迅速实现规模化扩张,从一般城市走向大都市。从长期看,皖江地区马鞍山、芜湖、江北集中区同城化发展,走向大都市可以参照此种模式。

(二)杭州模式。杭州由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使得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19965月,钱塘江南岸萧山市的浦沿镇、长河镇、西兴镇和余杭市的三墩镇、九堡镇、下沙乡划入杭州,杭州城区得以跨江发展。杭州市政府在钱塘江南岸新设滨江区,和萧山、余杭逐渐融为一体。20012月,国务院批复萧山、余杭两市撤市设区,使杭州城市行政区域面积达到3068平方公里,从而奠定了环杭州湾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同时也带动了萧山、余杭两地的发展。

杭州模式的对岸属于规模较小的城镇,两岸的差异为现代化大都市与一般城镇的差异。城市在实施跨江开发战略时首先将对岸的城镇通过行政区划手段兼并,成为城市的一个区。然后在该区的基础上进行扩张,最终在对岸形成城市的新功能区。这种模式对目前马鞍山市打造和城作为滨江主城区的概念有参考意义。

(三)南京模式。南京提出了“以江为轴、跨江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20025月将原浦口区和江浦县合并,设立新的浦口区,定位为南京新型的科教文化区;把原大厂区和六合县合并,设立六合县,定位为南京的现代工业区。南京城市的空间由此几乎扩大了一倍,由原来的2598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容为4737平方公里。开始了由“秦淮河时代”到向“扬子江时代” 的迈进。

南京模式的对岸属于传统的农业性地域,两岸的差异为典型的城乡差异。城市跨江发展时,主要依靠原有中心市区的扩张和带动,实现江流对岸地域的城市化,并融入与原中心市区的一体化发展。这种模式对马鞍山江北地区除和城以外的副城区及中心镇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四)江阴模式。不改变行政区划的“飞地”形式跨江发展。江阴、靖江两市分属无锡、泰州两个不同行政区域的县级市。1999年江阴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经济水平较高但土地资源、长江岸线资源十分匮乏的江阴市谋求跨江发展战略,主动和靖江合作。江阴出资金,靖江出土地成立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实现联动开发,跨江发展,达到双赢的目标。

江阴模式的两岸属不同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很大且互补性强。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了突破空间“瓶颈”,创新机制、体制,摒弃固有的行政区划概念,以合作求发展,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两岸的协调发展。这种模式对马鞍山江北地区与芜湖以及居于江岸一方的安庆、铜陵等跨江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马鞍山市跨江发展的条件

如何抓住此次区划调整的历史机遇,实现跨江发展,是马鞍山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关键所在。从现实角度来看,马鞍山市具有跨江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城市空间扩展与结构优化的需要。原马鞍山市境内多山地、丘陵、水面、河滩,城市狭小,人均土地面积在安徽省最少,且位于南京和芜湖之间,北、东两面分别与南京市接壤,南面与芜湖市接壤,西临长江,适于开发建设的城市用地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近年来较快的发展速度和人口增长、历史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以及单边沿岸窄条状的城市格局,导致岸线资源和环境容量基本饱和,迫切需要扩展城市空间。区划调整后,马鞍山的市区面积由原来的1686平方公里增加到4042平方公里。特别是和县南部及沿江一带地势较为平坦开阔,为大片长江冲积平原,再加上54公里几乎没有开发的沿江岸线,具备了发展大工业的最好条件。因此,只有跨江发展,充分利用江北土地的潜在优势,才能促进城市中心职能优化配置,实现一江两岸协调发展。

2、提升城市辐射功能,加快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十一五”末,原马鞍山市GDP811亿元,居全省第4位,年均增长15.3%;财政收入为140.0亿元,居全省第3位,年均增长2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59元,是全省唯一超过两万元的城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332元,是全省唯一突破九千元的城市;城市化率达68%。不断增大的经济规模和较快的发展速度要求必须跨江发展,扩展城市的战略纵深和经济腹地,提升对江北地区的辐射功能。新马鞍山市的江北地区原属地级巢湖市管辖,处于合肥、南京、芜湖、马鞍山等大中城市之间。由于行政区划强力影响,成为发展中的洼地,辐射“真空”地带,经济基础薄弱,2010年人均GDP13600,只占原马鞍山人均GDP63000元的21.6%;产业结构是以以农业经济为主,城市化水平低,2010年第一产业产业比重高达22%,与马鞍山江南地区的3.5%差异悬殊。差异的过分悬殊将导致区域发展的空间失衡,带来较多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利于区域整体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消除差异的最佳途径就是实现跨江发展,推动长江两岸的协调发展。

3、实现皖江地区中心城市战略目标的需要。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沿江城市提出跨江发展战略,但截止目前,武汉至南京段特别是皖江地区尚无一座城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江发展。马鞍山市作为安徽正式进入长三角城市群的两个城市中唯一的沿江城市,地处安徽最东端,南京和合肥两个省会城市之间。随着马鞍山长江大桥及更多过江通道的建成,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县城区事实上已经与马鞍山市区融为一体了,这在八百里皖江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马鞍山市必须树立城市发展的自信心,抓住时代机遇,以经营大城市的理念,实现皖江地区中心城市战略目标,担负起在安徽率先崛起的重任。

4、跨江发展的交通格局初步形成。江流两岸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城市功能组合与分工,必须具有便捷、迅速、高效、畅通的过江通道,这是跨江发展的基础要件和物质载体。目前,长江马鞍山段过江通道主要有南京长江三桥、芜湖长江大桥和马和汽车轮渡,在建的有马鞍山长江大桥和郑浦亿吨大港,正在规划中的有马鞍山长江隧道等。为了适应跨江发展的需要,未来还应具有更多的过江通道,从而使马鞍山江南、江北市区无缝融合,实现整体发展。

5、区域经济政策的支持。为了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区域发展的思想;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并在国家产业政策上、国家重大项目上、基础设施建设上将给予中部地区以更多的政策照顾。2005年安徽省提出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的战略,同时要求沿江城市群在安徽的东向发展中要发挥排头兵作用,安徽的发展重心开始向长江沿线和毗邻江浙地区转移。2006年中央提出优先发展包括皖江城市群在内的四个经济圈作为引领中部崛起的支点。2010年国家设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鼓励先行先试,从投资、财税、金融、土地、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根据国家规划,安徽省在和县设立江北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以满足产业大规模、集群式转移的需要,为皖江城市带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提供平台,促进了皖江南北板块功能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区划调整后,20119月,马鞍山市党代会正式提出一江两岸协调发展战略,要求按照“规划引领、产业主导、基础先行、项目带动”的思路,调整完善各类规划,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优化生产力布局,整合开发两岸资源,大力承接产业转移,不断提升城市的集聚力、承载力、辐射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一江两岸协调发展。这些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产业、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江北地区的加速聚集,为跨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6、历史文化渊源深厚。马鞍山市长江两岸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同属吴楚文化体系,礼仪举止,风俗习惯,饮食服装基本相同。历史上交往甚多,1958-1959年江北的和县、含山曾一度属于马鞍山市管辖,当时正值全国大办钢铁时期,大批的和县、含山农民加入马鞍山的钢铁生产和城市建设,为马鞍山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祖籍和县、含山的居民在马鞍山这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中仍占有较大比例。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两岸跨区域合作与交往的不断加深,两岸联系更加紧密,为跨江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

三、马鞍山市跨江发展实施策略

跨江发展承载着思想观念的转变、产业的转移、资源的互补以及空间的扩展,是个全面、系统的工程。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科学谋划,高标准推进江北开发,将和县打造成现代化的马鞍山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以全域马鞍山的理念编制规划,完善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根据当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打破现有马鞍山市内部县区行政区划界线,以全域马鞍山的理念高起点、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大手笔对沿江两岸产业发展、岸线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发展、交通发展、生活服务设施等进行总体规划,加大生产力布局调整力度,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无序开发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当前,江北地区要以和城为中心,以乌江、历阳、西埠、姥桥等为重要节点,快速过江通道为条件,以高新技术产业、精细化工、现代制造业、临港物流业、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业等产业为支撑,全面推进滨江发展,形成滨江城市特色和个性,实现一江两岸协调发展。

2、树立全民马鞍山理念,统筹实现城乡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民马鞍山理念,以提高全体市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在教育、就业、医疗、户籍管理、房产、政治权利、社会保障、人员流动等政策上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使全体马鞍山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当前主要是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突出重点,优先发展县城镇和县()中心镇,使其成为当地的经济增长极和生活聚居地,全面提升整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3、抓住承接产业转移机遇,优化产业布局。抓住国家和省支持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机遇,强化环境意识,从实际出发,依托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努力使马鞍山江北地区从农业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市区经济。首先,重视发展跨江工业,通过制订政策,解决马鞍山市内部产业转移问题。在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鼓励企业充分考虑资源的互补性,主动将产业转移至江北地区,并给予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优惠。比如马钢这一大型钢铁企业,由于马鞍山江南地区岸线资源以及环境承载量的饱和,已无条件进一步围绕马钢发展钢铁、冶金配套产业,而江北地区的和县却仍有54多公里沿江岸线,完全可以承接马鞍山市钢铁、冶金配套产业的转移。其次,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相结合的角度构思长江两岸的产业定位。由于江南、江北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梯次,处于不同层次的南北两岸之间应该错位发展,以技术配套为纽带确定产业分工和定位,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合作,延长产业链,提高竞争力。

4、发挥区位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充分发挥马鞍山滨江、沿边、东向的区位优势,加快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向东与南京连接、向西与合肥连接、向南与芜湖连接、向北与滁州连接、向内一江两岸连接的四面开放、内通外畅、水路、公路、铁路三位一体的现代交通网络体系,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一是融入南京都市圈。以交通一体化为基础,以互利互惠为原则,加强与南京及其区、县的合作,把马鞍山江北地区建成南京的以绿色蔬菜为主的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居住、旅游、休闲、度假基地,现代加工制造配套基地;把南京作为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产业的基地和宣传推介马鞍山长江两岸,全面融入长三角的最好平台。二是努力融入合肥经济圈。加快推进郑蒲港及其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着力成为合肥经济圈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区、通江达海的门户。三是积极寻求与芜湖、江北集中区的一体化发展。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和障碍,建立健全地区协作机制,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实现跨江联动,两岸协调,发挥区域经济的集群效应。四是加强对外合作。以双赢为目标,探索尝试通过租赁、股份经营等方式在市、县示范区内设立“区中区”、“园中园”,托管园和共管园,借鉴成熟的“飞地”开发经验,发展“飞地”经济。

跨江发展不是单纯的、单向的空间产业的扩散,而是一个系统的区域开发活动。因此,马鞍山市在跨江发展中,既要鼓励和支持江南企业到江北谋求更大的发展,也要允许和引导江北企业到江南寻找发展机会;既要注重生产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注重生活功能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全面整合长江南北的资源和力量,科学系统地进行一江两岸地域开发,不断扩展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可以预见,在跨江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未来的马鞍山市必将成为皖江地区两岸和谐发展,最具经济活力和人文气息的现代化中心城市。(作者为和县县委党校副校长,本文发表于《经济论坛》2012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

[1]王兴平.我国滨江大城市的跨江扩展[J].城市规划学刊,2006,291-95.

[2]夏仕应.安徽应实施跨江发展战略[J].决策咨询,2004,126-29.

[3]王傲兰.实施跨江发展,迅速壮大沿江城市[J].宏观经济研究,2001,245-46.

[4]孙都光 洪绍明.皖江城市跨江联动发展[J].《中国城市经济》2010,3:35-41.

[5]夏非.南京城市全面跨江发展初探[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2:129-136.

6]汤长新 葛幼松.跨江发展背景下城市新空间发展策略研究———以南京市六合新市区建设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1(2):135-140.

[7]董 伟.南京跨江发展与浦口的产业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09,1:128-132.


论芜湖跨江发展

荣兆梓 

 

《安徽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合肥、芜湖是皖江示范区的双核城市;芜湖作为全省次中心城市,要加快推进芜马同城化和跨江联动发展,与江北集中区共同构建现代化滨江组团式城市发展格局。本人近期带领一个由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教授、研究生组成的课题组,围绕上述主题,在皖江南北做了一轮实地调查。下文是此轮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

一、作为安徽经济增长极的皖江东段城市圈

安徽进入黄金发展期,其经济空间的重心,落到皖江城市带东段四市的范围。四市人均GDP、地均GDP在省内明显突前。2009年,四市的人均GDP51822元到38610元之间,与全省排名第五的淮南市(20978元)拉开了距离;四市的地均GDP在每平方公里3953万元到2678万元之间,只有淮南、淮北两个不带县的工业城市在每平方公里1000万元到2000万元的区间勉强跟进,而全省其余地级市的地均GDP都在1000万元以下。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四市也在全省保持领先。十二五期间,四市经济发展在全省继续保持领跑态势应当没有悬念。皖江东段城市圈不仅仅是安徽经济的重心,而且还是安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皖江东段城市圈已经成为安徽经济的中心地区、安徽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安徽黄金发展期的经济增长极。

皖江东段城市圈的崛起,是长三角经济圈进入辐射发展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向周边扩张,尤其是沿江向西扩展的必然结果。对于安徽经济来说,它意味着一次质的飞跃:安徽皖江东段城市正逐个加入到中国经济的最大增长极之中;安徽从其整体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外围区域,开始部分地进入中心地带。我们终于在皖江东段建立了能够与长三角城市平等竞争的发展平台(有人戏称进入富人俱乐部),因此掌握了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权。这是安徽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关键。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理论。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结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概括。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经验证明,共同富裕理论是正确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虽然各有特色,但都经历了从增长极的极化发展向越来越大区域辐射发展的转化过程。这为安徽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的战略规划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安徽省域范围内的经济不均衡程度大体与江苏相当,高于浙江,而低于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江苏经济已经经历了一个不均衡发展的倒U字过程,在20032004年之间达到区域内人均GDP变异系数的最高值,此后区域差异便逐年缩小。2009年已经缩小到九十年代初的水平。根据江苏的经验,到2005年江苏省提出均衡发展战略时,全省人均GDP24881元,发达地区(苏南)人均GDP42891元。这个数字对安徽应该有参考意义。2009年安徽人均GDP14810.18元,皖江城市带人均GDP19025元,皖江东段城市圈合马芜铜加巢湖五市的人均GDP也只有32763元。

安徽经济发展不可能背离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客观规律,不可能绕过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极化发展阶段),到逐步向外围扩张(辐射发展阶段),再到共同富裕(成熟发展阶段),这样的三段式。从十一五期间皖江东段城市开始融入长三角,到十二五期间皖江东段增长极形成、巩固和提升,安徽经济真正进入黄金发展期。再有五到十年时间,皖江东段城市圈将基本完成其工业化、城市化的极化、集聚过程,并且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部分,对安徽经济发挥越来越强大的辐射效应。首先是对整个皖江城市带的辐射效应,然后是对全省经济的辐射效应。

二、皖江东段城市圈的发育状况及其缺陷

根据上述战略思路,眼下应当高度关注的是:皖江东段城市圈的发育成熟。皖江东段城市圈作为经济增长极才刚刚形成,实力还不够强,地位还不巩固,内部协同效应不足,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概括地说,其空间经济的形态缺陷有两点:一曰双核不对称;二曰中间塌陷。这是安徽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必须突破的瓶颈,因此也是安徽十二五面对的首要战略问题。

皖江东段城市圈最大城市是合肥,但是,作为省会城市,合肥的首位度与中、西部各省首位城市相比较小,远不足以带动全省经济在黄金发展期的加速。合肥市的GDP总量近十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按GDP计算的首位度也有明显提升。但是在中西部各省中,合肥的经济首位度依然很低。2009年,合肥市的GDP占全省GDP总量的20.9%,在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西部20个省和自治区(不包括直辖市)中,经济首位度排第17位,在中部六省中倒数第二。

纵观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双核发展模式,甚至多核发展模式。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并不特别高,但次级中心城市异军突起,双核联动,给地区经济以超乎预想的辐射带动力。江苏是南京+苏州+无锡,浙江是杭州+宁波,福建是福州+厦门+泉州,广东是广州+深圳,山东是济南+青岛,辽宁是沈阳+大连。双核模式不仅已经成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一般模式,一些中部省区,如河南、江西,也有仿效的迹象。单核模式是中西部农业地区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城市化向高度化发展进程中,在一个几十万方公里的省域范围内,单靠一个大都市带动的城市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安徽双核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其必然性。

安徽经济发展不能走单核模式,而需要双核驱动。这一方面取决于安徽居中东突的区位特点,它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将更多向沿海地区靠拢;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安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安徽正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双核驱动模式适应了这一发展阶段转变的需要。

芜湖因其在江南三市的中心位置,因其在三市经济的突出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与合肥中心城市并列的省级次中心城市。马、芜、铜三市毗邻长江三角洲,有就近承接产业转移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芜湖地处三市地理中心,东邻马鞍山,西接铜陵,与两市中心距离都只有几十公里。三市文化、社会、经济相似性大,多年来省内就有马、芜、铜同城化的设想。芜湖又是三市中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产业结构比较完整,有利于构建区域核心城市。《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关于皖江城市带双核体系的判断是科学的。

但是,芜湖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与合肥相比还是显得太小,并且近十年来,这种差距却没有缩小的迹象。安徽经济的双核体系尚未最终成型,其双核间的不对称,削弱了核心增长极内部的协同效应,不利于全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并且,整个皖江东段城市圈经济上没有连成一片、融为一体。作为皖江东段城市,合肥的地理位置与江南三市相比过于偏西偏北,处于我省经济最为活跃区域的边缘,其辐射带动作用受到限制。在合肥的与江南三市(马芜铜)的之间,尚有广阔的农村腹地(巢湖市境内[1][①)亟待开发,它阻隔了增长极内部双核间的协同效应,限制了增长极对全省经济的辐射作用。我们甚至要说,包括合马芜铜巢五市在内的皖江东段城市圈,目前还是个空心圈,只有待其塌陷的中心迅速隆起,整体实力才能真正显现。无论长三角还是珠三角的经验,城市经济空间的衔接与集群效应的发挥,对于地区经济实力的提升都是至关重要的。

促进皖江东段城市圈发育完善的方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突出重点、握紧拳头。所谓突出重点,就是以加速发展芜湖这个相对弱小的次中心城市为重点,尽快缩小与合肥的差距,从而形成双核间的强协同。为此,芜湖的发展需要超越常规路径,需要有思维的创新和战略的突破。所谓握紧拳头,就是合马芜铜有意识地相互策应,将巢湖作为城市拓展的主要方向,努力促进横亘其间的农村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使皖江东段城市圈真正连成一片,对整个皖江城市带,乃至全省经济发挥更加强劲的辐射与带动。为此,合肥都市圈的发展应当更加看重合巢同城化;而芜湖则应当把跨江发展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                       

三、加速开发大芜湖跨江城市组团是安徽十二五战略的关键

从皖江东段城市圈的全局看,发展的重点无疑在芜湖。这里所谓的芜湖,指的是跨江发展的大芜湖城市组团,它不仅包括现在长江南岸的芜湖建成区和规划区,而且包括长江对岸的无为县经济开发区,以及安徽省委省政府为策应芜湖发展而特设的江北产业集中区。这是跨江展开的大城市布局,在今后二十年时间内,将迅速崛起为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安徽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大芜湖带动,而大芜湖的崛起,则需要大空间、大平台支撑大转型、大跨越。

首先,芜湖加速发展是双核协同的关键。合肥与芜湖城市功能互补性强,两市的产业结构也有很强的关联性。目前合肥芜湖两市发展都还处于极化效应为主的高速扩张期,二者竞争关系超过合作关系。但随着二市经济实力的增长,两市对周边区域的涓滴效应会逐步超过极化效应,两市之间的经济距离缩短,产业联动合作关系超过竞争关系。双核联动将形成强烈的协同效应,带动全省。

其次,芜湖及时跨江发展将与江北产业集中区形成相互间的支撑与互补。安徽省委省政府已经在芜湖对江设置了江北产业集中区,赋予集中区省辖市经济管理权限,并赋予部分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在投资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这是对十二五战略重点的超前布署。江北集中区的发展必须依托芜湖城市功能,与芜湖统一规划,全面协调。

芜湖跨江发展将对江北集中区的崛起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目前的江北集中区在长江左岸孤军奋战,发展的艰难可以想见。随着芜湖跨江战略的推进,孤军奋战将转变为并肩作战。芜湖在江北的产业布局将对江北集中区产生正面的外部效应,芜湖的城市功能将给集中区的发展带来便利。与此同时,芜湖跨江发展形成的新城区,也可以多方面的借助集中区的配合。两地的产业布局与城市规划都可以更多地协调,逐步向统一规划、同城发展的目标前进。

芜湖市的跨江发展,以及跨江发展的芜湖市与正在迅速崛起的江北产业集中区的联动与融合,将在皖江东段迅速造就一个跨江而立的大芜湖城市组团。它在十二五末的经济规模(GDP总量)有可能超过4000亿元。再考虑到大芜湖跨江城市组团的崛起必将加快芜马同城化进程,这个包括了马鞍山市在内的皖江东段城市组团,十二五GDP总规模应当在6000亿元上下。至此,芜湖与合肥的经济差距将趋于缩小,皖江城市带双核体系的基础将进一步奠定,它对全省经济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将逐步体现。

最后,安徽加速开发大芜湖跨江城市组团的战略决策,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也具有重大意义。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增长极,长三角城市群沿江西扩,长江中下游城市带的衔接、融合,形成全世界最大城市群的过程,是我国经济发展从沿海战略向中部崛起和东中西部区域协调过渡的必然环节。在此战略进程中,大芜湖十二五是一个关键性的空间时间节点。安徽不仅要抓住这个有关全省经济的发展机遇,而且也应当担负起这个事关国家战略的神圣职责。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五期)

 


中国迈入跨江发展时代

袁华明

 

江河是人类生存的依赖,所以江河也是文明的发源地,研究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大江大河总是孕育了重大文明。古代社会的城市总是依山傍水而建,在古代社会人类还无法完全征服大江大河时总将城市建在水的一边。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原有的城市格局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于是,不少城市决定跨江发展。如今中国很多重要城市都已经在实施或者将要实施跨江发展的战略,杭州、上海、南京、宁波、温州、金华、福州、泉州都在行动,甚至连东阳、瑞安等县级市也在积极筹划跨江发展的战略规划。

历史的车轮终于碾过江河

大江大河是孕育文明的地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两岸也早在七八千年以前就有了人类文明;即便是游牧北方的少数民族,之所以到处迁徙,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水,只能逐水草而居

历史学专家指出,古代建城一般都要找有水源的地方,一方面是考虑到饮用水源问题,另一方面是古代水上交通要比陆上交通方便,此外从战略上还可以用大江大河作为天然屏障阻挡敌人的进攻。他们也指出,古代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还相当小,不可能在大江大河两岸同时建城,要实现跨江发展只有到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才行。

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城市正在或者将要实施跨江发展的计划,如长江沿岸的武汉、南京、重庆,黄河边的济南、兰州,海河边的天津,珠江边的广州等。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南京,南京的模式有点像杭州,不同的是杭州的钱塘江在市区的南边,而南京的长江则在市区的北边。20025月,南京跨过长江将原六合、浦口两县并入市区,实现了跨江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南京提出了以江为轴、跨江发展、呼应上海、辐射周边的总体发展思路。

不妨再以浙江为例,来看看历史的车轮是如何碾过大江大河的。浙江,省以江名。不难想象,浙江是一个水系很发达的省份,浙江城市的跨江发展也是起步较早的。宁波早在解放初就在规划中将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甬江)定为城市发展的主轴,向江东、江北发展;杭州则分两次将萧山完全纳入市区,使城区发展空间更大了,杭州提出了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新思路。此外,浙江的金华已经跨过婺江,开发江南一带;温州则跨过瓯江向北发展,将所属的永嘉县的瓯北镇等地区揽入开发范围。

有意思的是,浙江的一些县级市也纷纷效仿。余姚市早已跨过姚江开发江北,如今城北以中国塑料城为中心已经搞得很红火;东阳也跨过东阳江向北发展,并将市政府也迁到了江北;而在20023月瑞安市的两会上,时任代市长的叶春江就曾提出要东扩西延,跨江发展,跨过了飞云江……

此外,安徽的不少长江沿岸的城市纷纷向江浙两省看齐,不少人提出芜湖等城市应该跨江发展。

但也有专家指出,并非所有的沿江城市都适合跨江发展这一模式,城市运营如同资本运营一样,是遵循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规律行事的。遵循了这个规律,城市发展就快,反之则慢。如何千方百计实现最小成本的扩张,就能取得最大增殖的收益。

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空间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旧有的格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了。那种沿江而建的城市已经越来越受阻于面前的这条大江,突破区域上的限制已经成为很多城市考虑的重点内容。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一方面要求城市空间的开发规模急剧拓展,另一方面对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提出了不断进行调整的要求。而事实上,杭州市原有城市空间的规模和结构已明显滞后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杭州老市区行政区域总面积为683平方公里,除去建成区、西湖风景区、基本农田保护区、钱塘江水域及山地丘陵等,实际可供使用的建设用地已所剩无几,很难有所作为,给来杭、在杭创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局限。2000年,杭州市委主要领导围绕这一制约杭州发展的瓶颈问题,展开了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向周边县()拓展城市用地的可行性,积极向省、中央争取有关政策,力争在拓展发展空间上有所突破。20012月,国务院批复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撤市设区,使杭州城市行政区域面积达到3068平方公里,在空间上为来杭、在杭投资创业的发展者创造了条件。

实践也证明,跨江发展对于当地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萧山划入杭州后,在坚持区划、体制、权限三个不变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工作机制、管理模式、协调方式的创新,加速融入大都市的步伐,其实已经取代昆山成为台商最受欢迎的投资地;而南京的六合区在划入南京市区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江苏全省县()中的位次整体前移了约5位,一举甩掉了在苏南板块中垫底的帽子。另一个能体现其经济发展的是,不少人跨江去买房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发时上海人所说的那种浦东一套房不如浦西一张床的情况在新近的跨江发展中并没有出现,这已足以说明人们对跨江发展的信心已大为增强。

现在各个跨江发展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跨江发展的同时加大沿江开发的力度。比如杭州和南京,在跨江发展的同时都提出了沿江开发的口号,就是要将钱塘江和长江分别作为自己城市的内河。杭州更是在主城区靠钱塘江边的地方大力开发钱江新城,作为未来杭州市的中心区域和新的中央商务区。

跨江发展早已起步

江河意味着资源、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跨江发展在国外的起步要早于国内,如俄罗斯涅瓦河边的圣彼得堡,乌克兰第聂伯河畔的基辅,韩国汉江边的汉城,印度恒河边的德里,美国密西西比河边的明尼阿波利斯、孟菲斯、圣路易斯、匹兹堡等。世界上很多发达城市都是依江傍海迅速发展起来。韩国的汉城跨越汉江两岸,24座跨江大桥把汉城两岸融为一体,经济由此迅速发展,从而成为韩国最繁华的港口城市,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汉江奇迹。莱茵河、塞纳河等江河两岸也出现一批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国内最早实现现代意义上的跨江发展的城市可能要算是武汉和宁波了。

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得长江、汉水交汇之利,汉口镇迅速崛起,在明末清初汉口就是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齐名的天下四大名镇。清末武汉兴建了一批近代工厂,修筑了芦()汉铁路,开辟了轮船运输,加上优越的地理区位,武汉成为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最大都市而蜚声中外。192711日,国民政府宣布汉口、武昌、汉阳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首次统一行政建制。国民革命失败后,三镇分治,设汉口市(192610)和武昌市(192612)1949516日武汉三镇解放,复统称武汉市。自此,武汉的跨江发展的架构基本完成。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宁波市先后进行过4次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其中第一次规划于一九五七年开始编制,当时的规划着重考虑了城市规模、城市用地发展方向、城市功能分区、工业布局、城市道路骨架等问题。确定市区沿甬江往东北方向发展,规划了江东化工区、江北机械工业区、西郊食品工业区等,形成了宁波老市区的工业分布格局,可以看出当时最有跨江发展的思路。但是宁波市在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规划有的没有成文,有的虽已成文但未经上级批准。由于历史原因,规划未能及时修编完善并得到较好实施,造成城市配套不齐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开发浦东的策略最为成功,也最受人关注。19904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并宣布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同年8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三个开发公司成立,标志浦东开发进入项目启动阶段。浦东十四年的发展是跨江发展的最好证明。

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拓展城市空间

武汉三镇的分分合合以及武汉的发展,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行政区划的突破是实现跨江发展的重要前提。因为沿袭古代城市的分布格局,城市的沿江而建就意味着一江两岸会有两个不同的城市。如何打破行政区划上的束缚,是实现跨江发展的重要前提。

杭州市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考虑跨江发展,但是由于南边钱塘江的对岸是萧山,虽也属于杭州地区,但毕竟不是市区范围。19965月,经国务院批准,钱塘江南岸萧山市的浦沿镇、长河镇、西兴镇和余杭市的三墩镇、九堡镇、下沙乡划入杭州,杭州城区得以跨江发展。此次区划调整后,杭州市区面积由430平方公里扩大为683平方公里,杭州市政府在钱塘江南岸新设滨江区。

滨江区的设立对于杭州城市发展的空间来说有了较大的扩展,但是几年下来又觉得这点地盘不够用了,杭州的规划图开始将未来城市设计的范围延伸到萧山市区的城厢镇和余杭市区的临平镇。终于,杭州还是在2001年将萧山和余杭两市划入杭州市区,两地撤市设区后,尽管在体制还基本上是按照原先的模式,但毕竟算是市区的范围了,从概念上多少有一种亲近感,并且可以通过机制创新解决一些问题。

上海浦东也一样,当初在新设立时受到行政区划上的影响很大;而两年前实现跨江发展的南京面临的束缚也不小,长江以北的浦口、六合两县与南京在经济上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加上行政上的因素,迟迟不能实现融合。目前温州要跨过瓯江发展,就得向永嘉要地,现在瓯江北岸的瓯北等镇在经济上与温州更为接近,但是行政上的约束越来越成为包袱,温州就有不少人想将瓯北镇等地划入市区。

用发展的方式

解决跨江中的问题

除了行政区划上的症结外,跨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相当发达的交通设施,只有这样才能使一江两岸人流、物流畅通无阻,才能使两岸均衡发展。

早在193488日,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负责设计建造的钱江大桥开工,至1937926日落成。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这座大桥的完工对于两岸人员、物资的往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杭州又先后建造了钱江二桥和三桥。

杭州提出跨江发展的战略后,在原有三座大桥的基础上,又开始在钱塘江上兴建了多座大桥,包括刚刚建成通车的下沙大桥(钱江六桥)、袁浦大桥(钱江五桥)和正在建设的四桥(复兴大桥),有消息说杭州要在钱塘江上建十座大桥,除上述各桥以外还将再兴建四座大桥。

无独有偶,在江苏南京同样有人提出在长江上造桥多多益善。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的所长杨涛博士在分析了长假期间南京过江车流量的情况后,曾多次提出,南京建设新的城市过江通道已迫在眉睫。杨涛是南京长江大桥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三车道划分可行性研究》,后来交管部门采纳了杨涛论文的建议,将大桥扩建为4车道,通行能力增长了一倍以上。但后来每日5万辆的车流使大桥不堪重负。杨涛经过调查发现,现在大桥的交通量中,南京本地牌照车辆占73%,外地牌照占27%;这部分外地牌照车辆绝大部分是以南京为目的地,不是过境性的交通。这表明,在长江大桥的交通量中,95%以上为城市交通,也就是说,长江大桥除了铁路桥仍然是国家运输过江通道外,公路桥已经完全转化为一座城市桥梁。而长江二桥功能定位上主要承担区域性的交通,但从流量分析,南引桥的通行量比全桥要高近万辆,说明二桥对南京的城市交通也担负着重要的作用。

不少专家认为实施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战略,实现两岸比翼齐飞,其中关键一环就是跨江交通的建设与完善。国外很多著名的大城市,都因为重视跨江通道的建设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腾飞。如伦敦在泰晤士河上架了17座桥梁,汉城在汉江上建了24个过江通道,巴黎更是在塞纳河上建了34个过江通道,平均每隔0.4公里就有一座。目前国内城市跨江发展中,不少大桥都已经不堪重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岸的发展。

由于跨江发展的城市往往都存在两岸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在跨江发展中将主城对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好也非常重要。

首要的是完善市政建设,尤其是市区道路建设,有条件的城市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改善城市出入口道路环境状况,完善以城市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加大社会停车场站建设,初步形成一个适应城市现代化要求的功能明确、路网完善、畅通便捷、管理科学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框架。

还有就是水、热、电力等能源性公共配套服务要跟上。专家指出要根据资源共享的原则,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加强供水管网建设,提高供水质量,完善新城区的供水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强城市电网改造,建设和完善环网接线,提高配电网装置标准,市区和县城的主要设施和重要用户做到双路供电,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扩大高、中压配电网,提高低配电装置标准,初步建成技术先进、网架坚强、调度灵活、运行经济、具有较高自动化水平的大电网。同时电信、邮政等也应当及时跟进。 (原载《 观察与思考》)

 


关于“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建议

胡鞍钢

 

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进展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加快,进一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但是成效还尚未巩固,存在反复和逆转的可能。因此,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思路是以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为主题,以打造经济升级版为主线。经济升级版包括五个方面内涵:一是绿色发展。二是创新发展。三是协调发展。四是共享发展。五是共赢发展。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先后经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五年规划阶段。可以从七个方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升级。

一、“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

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进展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加快,进一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但是成效还尚未巩固,存在反复和逆转的可能。因此,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思路是以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为主题,以打造经济升级版为主线。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先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规划:十一五时期是初步转型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十二五时期是攻坚转型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升级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因此,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的主题是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主线是打造经济升级版。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背景

从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过程,如同中国经济发展版本,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升级、不断打补丁、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在经济升级这一重大问题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丰富的历史记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升级: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次升级旨在寻求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着力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迎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这一次经济升级的战略着眼点是通过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了三大战略转变,使得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形成的传统模式,初步摆脱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转向更为稳定的增长;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二者协调性增强;由片面发展重工业初步转向产业结构更协调的增长;由数量扩张初步转向质量提高;从人民生活改变缓慢初步转向人民生活快速提高;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转向初步开放的经济体。这一次经济升级,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注重效益、人民得到实惠的新路,也标志着中国经过三十多年艰辛探索、几经曲折,开始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发展道路。在这期间也出现多次高通胀和大起大落的情况。

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升级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对九五计划提出推进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中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严重的外部冲击影响下,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落或严重衰退,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从低质量、高增长转向高质量、高增长,从高资本投入、高增长转向资本投入相对下降、高增长,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高增长逐渐转向低能耗、少污染、高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方面初战告捷。从计划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九五计划实施答卷取得75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一帆风顺的,也不是没有曲折的。十五期间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设想未能实现,九五时期已经初步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又出现向高消耗、重污染、低就业的旧有模式的逆转。从计划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十五计划实施答卷取得64.3分。

十一五规划作为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形势大幅好转,地区间发展差距开始缩小,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单位GDP能耗快速下降,经济发展方式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但是在此期间工业(重工业)主导,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从规划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十一五规划实施答卷取得86分。

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是一场持久战,又是一场攻坚战,需要打破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具有过程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历史经验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版本每隔一段时间(十年或二十年)就需要一次升级,一方面需要解决前一段经济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弊端,另一方面更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新的形势和大势所趋,旨在两个提升:一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二是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资源配置能力、国际竞争力、全球影响力。

从国际环境看,一方面,在全球金融背景危机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原材料及劳动力价格上升、国际市场萎缩等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经济外需减弱、坚持出口导向经济困难加剧。以内需拉动增长,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成为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异常变化引发的环境问题加剧,使得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传统黑色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从国内环境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现有体制机制间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露,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民生改善跟不上经济总量增长步伐等问题日益凸显,人民对于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美好的生态环境和更幸福的民生提出更高要求。

国内形势的压力和国际环境的倒逼态势,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也是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主动推进第三次经济重大转型,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打造升级版。第三次经济升级是第一次、第二次升级的历史延续和进一步深化,并有不同于前两次特有的含义。

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构想,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思路的继承和延续。这一构想,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化和拓展,这就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抓住了实现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的牛鼻子,找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主线的突破口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对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主线和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中期评估,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及步骤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升级版呢?我们认为,经济升级版也是经济发展上轨道的过程,就是从已有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转换到新型的、更加平衡、更加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确切地讲,就是从加快发展的轨道转向科学发展的轨道,从不公平发展的轨道转向公平发展的轨道,从黑色发展的轨道转向绿色发展的轨道。从十年前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开端,经过十一五规划五年实践和十二五规划前两年实践看,特别是中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经验看,中国已经具备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条件,这就需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之后,更加明确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基本思路。目前,各方都对这一思路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探讨,广泛征求意见。对此,我们提出如下设想和建议: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立足扩大内需和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增强创新动力,促进绿色发展,持续改善民生,共享发展成果,到十三五规划结束时,建立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环境友好、分配公平、民生幸福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就是五大发展:

1.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不竭源泉,还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创新发展是发展观及发展道路创新、制度建设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文化文明创新的有机统一,制度建设更加依靠原始创新,经济发展更加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发展更加依靠自主创新,文化发展更加依靠自觉创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创新。创新发展要求我们提高创新自主性、自觉性和原创性,继续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全面创新道路。

2.是绿色发展。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环境特征,经济活动创造的生态盈余大幅增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特点突出。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全面建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与经济增长脱钩,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国土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人与自然共处更加和谐,逐步建成美丽中国。

3.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要正确认识和统筹协调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要坚持改革发展稳定协调、城乡协调、地区协调、中央地方协调、经济社会协调、经济文化协调、经济国防协调、国内国际协调、个人集体国家协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和谐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

4.共享发展。共享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十几亿人民共同拥有发展机会,共同提升发展能力,共同提高发展水平,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地区共同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同创造各种财富,各得其所,共同分享社会福祉,和谐共处,共同构筑幸福安康。

5.共赢发展。共赢发展是科学发展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体现。共赢发展就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互利发展。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同所有国家友好合作,求同存异,平等互信,对话协商,扩大共识。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之上,同所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特别是对最不发达的国家,更要如此。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利益、命运和发展的共同体,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和谐、绿色的世界。

科学发展观的五大发展。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使得科学发展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指导性,更具针对性,更具可操作性,更有效地将科学发展主题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主线有机结合。科学发展观主题是根本方向,转变发展方式主线是贯彻主题的突破口和切人点。

总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各类矛盾凸显期,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从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实现系统间关系更加协调,全面提升国民净福利水平。

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七个抓手

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就需要我们应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好的基本原则,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面推进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八大引擎合力驱动,这也是七个方面的工作抓手:

1.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打造经济升级新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充分激发创新活力。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重视协同创新,实现全面创新,在开放合作中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向优秀企业集聚,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促升级,以创新赢得竞争,以创新赢得未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由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国制造轨道进入最大规模的中国创造轨道。

2.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打造经济升级主引擎。将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协调城乡、改善环境的主要抓手。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四化同步、城乡一体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四化同步破解城乡四元结构,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继续推进工业化,使工业化继续成为城镇化的核心推动力,并能够武装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发展,使工业和农业相互协调、共赢发展。继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使信息化成为推动工业化升级的核心力量,并为城镇化中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提供信息平台。最终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落实在城镇化相关政策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避免城镇化过程中贫民窟等城市病的发生,促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3.培育不同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打造经济升级新支柱。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逐渐形成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快速崛起、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基本格局,继续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按照主体功能区建设规划布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以培育不同地区新兴城市群为主要抓手,以大城市群建设为主体,以中小城镇建设为重点,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4.大力推进绿色革命,打造绿色经济升级版。要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不断改善和生态资本不断积累。要通过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三方面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绿色改革机制。要以绿色账户核算为基础,绿色规划体系为框架,为绿色发展提供顶层设计。要完善绿色法规体系,提高绿色信息有效性,加强政府部门绿色监管能力;要推行绿色价格和绿色财税改革,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要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形成绿色金融平台,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要鼓励绿色技术创新,树立行业绿色标杆,实施行业绿色标准;要加强绿色宣传,弘扬绿色理念,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风尚;要推动全球绿色贸易,主动进行国际绿色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改善作出贡献。

5.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打造经济升级新抓手。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按照集聚发展、强化辐射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制定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布局规划及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给予与工业开发区相同的政策扶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分工协作体系和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加强产业集群生产性服务功能配套设施建设,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服务企业予以信贷支持,支持中小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规范服务市场秩序,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保护自主创新。鼓励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间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逐步将企业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

6.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新红利。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切实推进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改革干部工作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进一步转变各级政府增长理念,淡化GDP崇拜,弱化GDP指挥棒职能,在政府考核以及官员晋升中引入如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多种衡量指标,减少经济增长指标比重,使各地方官员从GDP竞赛转向科学发展和节能减排竞赛。要继续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和环保收费制度,大幅度减少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成本,提高能源资源生产率。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要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市场功能。

7.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创造开放新红利。主动降低关税水平,扩大进口贸易,建立与世界分享的中国市场;对最不发达和低收入国家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可只予不取,实施零关税待遇、增加促贸援助、提供人才培训,让发展中国家收获中国效益;进一步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推动国内服装业转型升级,建立世界服务贸易强国,为世界提供中国服务;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一批业内领先的创新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中国形象;积极推动绿色发展,主动参与减排承诺,大力推动农业的精细化发展,保证粮食供应,在国际社会继续代表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为世界提供中国保障

上述七措施紧密关联、相互支持,是彼此不可偏废或缺失的有机整体;八大引擎合力驱动,才能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其中:科学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是主引擎,通过城镇化建设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内生力量。绿色发展是基本约束,在绿色发展框架下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系统和谐互益,协调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基础,确保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竞争力和持续发展潜力增强。体制机制改革是保障,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营造更适宜、更完善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旨在强化外部支持条件,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互利共赢的全球格局。

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将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一个更加绿色、更加公平、更加以人为本的新轨道,为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长远的、坚实的基础。

 


三个模糊认识有碍结构调整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提升到7.5%,与增长率相关的一系列指标也都显示了经济回暖的势头,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中国目前的经济复苏,还是必须先有外需的扩张,才有国内生产的增长空间。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虽然必须转向内需型增长的大调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就是没有被认真实施,所以真正意义的结构调整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这就酝酿着很大的风险,即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危机再度来袭,中国经济的再次波动就会跟着出现。

结构大调整被不断推迟,我看还是跟以下三个模糊认识有关。

模糊认识一:认为经济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长期内在增长率回归”

这种认识否认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长期高增长的可能,看不到下行中也有增长空间,认为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过的事,在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人是否也看到了,9%以上的增长率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了30多年,早就打破了国外仅能保持十年的纪录。

凡是健康的经济增长都会具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率,而这又是建立在合理的设备利用率水平上的,美国战后近70年时间,设备利用率长期稳定在85%左右,经济增长率却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工业化前后,经历了6%3%这两个台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在2011年经济展开下行态势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设备利用率的不断走低,已从200790%以上的高峰下滑到目前的接近70%,这是生产过剩的典型标志,因此是生产过剩在迫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行,而过剩持续严重,终将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速度的持续下滑趋势,不仅不具有合理性,还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继续用这样似是而非的道理麻痹自己,只会耽误调整的时机。

模糊认识二:认为资产泡沫的严重性大于实体经济,所以把防范风险的重点更多集中在地产和金融领域

去年以来房价开始下跌,目前已扩大到8成主要城市,即使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大城市,房屋销售也明显萎缩。在过去三年的经济下行中,只有房地产投资增长还明显高出投资平均增长率,是经济中唯一保持活力的领域,但是到目前阶段,这个最后支撑住增长的柱子,也似乎慢慢倒了下来。由于高达几十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至少有6成以上是围绕房地产发生的,房产泡沫破裂又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所以各方面对房地产泡沫破灭与金融市场危机的担心,就高涨起来。

必须看到,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同时陷入危机,但危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发达国家是生产不足,而在中国却是生产过剩。发达国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于增发货币,是因为推动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发达国家想走回“再工业化”的路子已无可能,因此只能靠增发货币创造需求泡沫,增长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长,正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再度膨胀的趋势,才构成了发达国家必然是在走向下一场危机的格局。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导致了人口的主体仍处在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这就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保留了巨大的后续增长空间。所以,中国完全没必要学西方国家那样,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目前的矛盾,而是应该尽快转入以城市化为主要方向的结构大调整。

模糊认识三: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

反对增加消费的人说,不能忘了投资是增长的源泉,这话当然没错,但还有一条理论叫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如果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就会有生产过剩危机,这条理论是否还记得呢?不说理论说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进行过一场大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积累率过高的情况,提出了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的基本任务。在长达14年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4%,如果没有这种调整,又哪来的经济高增长与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真心拥护呢?所以,那种认为储蓄与投资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论与现实中都是说不过去的。

储蓄率过高就要压储蓄上消费,而继续上投资就会加重生产过剩,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当然提升消费比例并不是动员人们花光所有储蓄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推动城市化,创造出把农村低收入人口转变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条件。这是真正的结构调整。

总之,判断中国是否有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还是要看是否展开了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国进入消费主导经济转型新时代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消费主导经济转型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客观基础:1)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全社会消费释放的大趋势正在形成;(2)未来5-10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充分释放13亿人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3)需要尽快实现从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主导新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走出一条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新路子。

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发展型新阶段

1.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

1)改革开放之初的生存型阶段。1978年我国人均GDP不足400美元,还处于贫困的生存型阶段。以恩格尔系数为例,当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67.7%,加权恩格尔系数超过60%,城乡居民收入主要用于食物支出,农村贫困率高达30.7%

从发展目标看,在生存型阶段,社会成员的奋斗目标是为了满足包括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社会生产高度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人的劳动和学习潜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技术、创新等新型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有限。

从结构特征看,生存型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以温饱为特征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是整个消费需求的主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工业、服务业的比重较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多数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社会贫困发生率较高,社会分化不明显。

2)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型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产品供给不断扩大,生存型阶段的突出矛盾得到有效解决,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发展阶段的转变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根据课题组前期研究,可以把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指标作为判断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衡量标准。

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过渡,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过渡。以消费结构为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2013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37.7%,双双突破40%

2.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需求的突出特点

1)生存型阶段消费需求的基本特点。

第一,城乡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衣食等支出。1981年,城镇职工家庭衣食支出占家庭生活总支出的比重达71.45%,农村居民家庭的衣食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更是高达73.01%;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比重明显偏低。1982年城镇居民文娱用品与书报杂志支出占比仅为5.50%,农村居民文化生活服务支出占比仅为2.24%

第二,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数量明显不足。1978年,全国每百人拥有的“老四样”,没有一件超过10台。衡量居民消费均衡程度的城乡居民消费多元化系数明显偏低。课题组通过测算消费多元化指数,发现1981年城乡消费多元化指数分别仅为1.41.26,表明在个体消费结构中,食物消费等比重过高,其他消费占比明显不足。

2)发展型新阶段消费需求的特点。与生存型阶段相比较,第一,城乡居民的收入用于衣食等支出的比重明显下降。恩格尔系数迅速降低。2012年,城乡居民用于衣食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降至47.17%46.04%。第二,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数量持续增长。一些耐用消费品进入市场饱和阶段,并由过去的“奢侈品”变成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例如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第三,城乡居民消费多元化系数明显提高。2000年城乡消费多元化指数超过1.62009年城乡消费多元化指数均提高到1.7,消费结构中各类消费日益均衡。

3. 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发展型新阶段的突出矛盾

公共产品短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在初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人们的需求进一步发生变化,由主要是解决温饱转变为要求解决就业、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而由于多方面原因,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城乡居民的普遍感受。

从增长的经验看,如果公共产品短缺问题得不到解决,发展型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不仅会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降低消费率,老百姓上学难、看病贵、养老无保险(放心保),还会造成较多的社会问题。(原载201457日《上海证券报》执笔:匡贤明 黄丽丽)

 


就地现代化学习札记

吴秀华

 

20144月国家启动了“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与此同时,市政协将“推动一江两岸协调发展”作为今年资政会的主题,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和考察。在79的调研座谈会上,我谈了“就地现代化”的想法,回来后,我在网上搜索,发现还有与我不谋而合话题。讲得最早的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杨团。她2005年在《就地多元化:促进中国农民现代化的社会政策选择》一文中就提出就地现代化问题。另一位持相近看法的是张建云,他(与人合作)在2012年出版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就地城市化研究一书》。看到这些信息,使我为之一振,增添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学习兴趣。

一、“就地现代化”提出的背景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过程。①人类文明如太阳从东方升起,在亚洲创造了农业文明,在欧洲创造了工业文明,在美洲创造了知识文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现代社会,人类现代化仿佛“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工业文明创造了无限辉煌,同时也带来无法消化的遗憾,唤起人们不断对现代化的终极目标进行修正。其中最应当引起一直在追赶西方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注意的就是“再工业化”、“再现代化”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领域各有侧重,观察方法不尽相同,得出观点自然也不一样。但我认为,他们研究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是: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直线的,在一些先行发展的国家,工业化目标基本达到以后,应当适时调整发展思路,把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调整为社会发展目标,不再把追求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而是把增加人类幸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

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殷格哈特把1970年以来先进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殷格哈特是世界价值观念调查项目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参加该项目的80名专家对43个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该项调查覆盖全球70%的人口。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共进行了三次,分别是19811982年,19901991年,最近的一次调查是在19951998年完成的。其结果表明,有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刚刚开始现代化;有些国家如中国,正加速进行现代化;有些国家如韩国,接近于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折点;有些国家, 如英国、德国和美国,已经进入后现代化,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芬兰、荷兰等基本属于后现代社会。

现代化是工业革命的最大成果,就地现代化需要更高层次上的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变化,它促使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专项现代工业社会,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把一部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人口和财富向城市集中,使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催生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工业革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其中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缺乏稳定性;环境污染日益加重,资源消耗没有节制,社会发展不可持续,侵占与掠夺成为工业寡头常用的手段,工业革命创造的“人定胜天”的神话使人产生“物质崇拜”,反过来自戕人类自身。

传统的发展观已经不能解决今天遇到的问题,必须用新的发展观来指导和关照今后的发展。传统的发展观将自然视为对象,新发展观把自然视为关系的结合;传统的发展观从自然处寻求能力,新发展观则希望同自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传统的发展观人类相对于自然的自治,新发展观则希望融入自然之中。按照新的发展观,自然不再是人类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而是亟待培育的共同体。将自然视为财富进行开发、利用和占用的权利被管理、礼遇、自然的义务所取代。自然的工具价值也逐步让位于自然的真实价值。人类在自己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地球的节律是一致的,但在两次工业革命中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与自然的一致性。现在,是到了重回自然的时候。(周洪宇徐莉《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当代中国》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10月第1版)

经过65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依靠制度的优越,取得了长足的成绩,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根据“三步走”发展战略,我国将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用100年的时间实现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西方遇到的问题遇到了,西方没有遇到的问题问题我们也遇到了。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要加强对高速发展后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困扰人们的三农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大城市病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指导方向。

要从根本解决当前我国现代化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必须要转变传现代化理念,创新现代化思路。传统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是以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历史为主要对象,进行总结、概括、提升而形成的理论,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推动力、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现代化的进程就是随着非农产业集中而发生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性指标。作为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现代化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经验为基本思路,依靠已有城市非农产业扩张带动周边农村、农民融入城市,或依靠靠乡镇工业发展和集聚,带动农村就地城市化,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理论,并开始了由乡镇工业发展带动的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实践探索。

所谓农村就地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农民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就地即原有的居住地,包括小城镇、中心镇、中心村及合村并点的新社区。按照传统现代化理论,一般认为,农村要实现就地城市化,就要在当地农村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使二产、三产成为主导产业,以此带动劳动力和人口越来越多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进而逐渐形成以工业为中心的产业聚集,带动当地农村实现就地城市化。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在乡镇工业的带动下,一批小城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奇迹崛起。今天看来,这种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适合工业化发展早期,适合那些交通便利、有工业传统且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各省市。但是,对于传统农业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农业区,农民世世代代从事农业生产,传统优势产业就是农业,没有工业传统,工业基础较差。按照传统城市化理论,这些地区规划了工业园区,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发展,所以只好等着外部投资,而资本却不会到没有可能有利润的地方投资,所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与东南沿海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靠发展工业带动农村就地城市化,是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成功模式,但不是普遍适用的模式。对于传统农业区,特别是中西部农业区要实现就地城市化,必须要创新出新的模式。

二、“就地现代化”的信念

农村的发展是最大的国情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201212月,习近平同志到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还曾指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持全面小康这一片天。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起来,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20137月,习近平同志在武汉考察两型社会建设时指出,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因为地球没有足够资源支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对人类有所贡献。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00310月,习近平同志就浙江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出批示,指出,乡村是现代化、城市化的根基,是人类共有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美好家园,是三农中国梦最本质的追寻,也是最温馨的篇章。习近平同志关于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思想,是十八大以后我们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自身经验的总结,也是纵观世界现代化过程得出的结论。

文明的太阳曾经停留在亚洲,在中国这个文明的古国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农业文明。若干世纪过去后,在发达国家进行“二次现代化”的时候,中国这个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及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注定与其他国家所走的道路不相同,或者说相同之中有不同。在国家比较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建成以后,要实现全面全民的现代化,必须把农村的现代化问题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解决了现代化的短板,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到底怎样实现?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些路都尝试了,仍不能解决问题。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就地实现现代化上。“就地现代化”蕴含了古人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智慧。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必定是一个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代化。

三、“就地现代化”的内涵

参考有关研究者的观点,我把“就地现代化”的内涵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农村生态地理环境大体上维持原貌,有相当的比例的农耕土地;二是维护农村原生态文化,保留乡土文化基因,为多样化发展预留空间;三是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变成城市居民,农民的谋生方式多元化,在大多数地区农林特产的深加工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四是农民享有的交通、电信和社区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具有与周边城市相似的水平(这个水平并非基于当地的经济收入水平而是大力推行社会政策的效果);五是社区生活是开放的,与社区外更多交流与互动,人口聚居的程度更高,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封闭的农村社会,又不同于脱离自然生态生造出来的现代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乡村,“比起城镇,它的人口构成的同质化程度要高得多、人口也没有那么集中、社区形态相对也比较单纯,它是在广阔的自然空间内被建构出来的更符合人性和人的需求的社会空间”。(杨团:《就地多元化:促进中国农民现代化的社会政策选择》)政府的责任主要三件事:帮助规划、提供交通、搞好服务。

“就地现代化”的构想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十几亿人口与几百万、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通行的规则,放在十几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从已经发生和可以预见的“现代化病灶”分析,“就地现代化”是化解多民族传统国家现代化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尤其适合中等发达国家“再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13亿人口里农业人口的比重达到60.91%,7.8亿人,其中农业劳动力有5亿人。按照市场需求、技术、耕地的水平、农田设施等等核算,农业劳动力有1个亿大体上够了。就是说,有4亿农村劳动力是属于就业不充分的农村失业者。其中,到城市打工的有1.3亿,也就是说,静态地看,有2.7亿人是需要继续向外转移的劳动人口。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设计目标,加快下一步的小城镇建设,到2030年就是两个对半,如果一半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到那时总人口为16亿,即使完全达到这一发展目标,也还有8亿人得留在农村。即便城市化率超过60%,也仍然会有40%的人口,6.4亿人在农村生活。这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30年间,中国没有可能将农村人口基本上转移为城市人口。可以预见,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将长久地存在。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就地现代化。人口的规模往往是演成超常态社会和超常态变化的基础。就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现代化模式,而是由人口规模、资源、环境种种要素逼出来出来的发展理念。

1995年开始,城市化率加快,农村涌向城市的人口每年以二千万的速度增加,引发了城市病和农村的空壳病同时发生,《中国在梁庄》和《走出梁庄》以及令人心酸的失学儿童故事,让人对未来的世界忧心忡忡。现在全国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城里生活,就造成了大规模的污染,如果再加上一倍的人口,城市就会爆炸、崩塌。而在可见的将来,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的规模,必须依靠城市化来吸纳增长的人口。以现在城市容纳4亿人计算,城市化率达到50%,城市人口至少要增长1倍,达到8亿人。所以,在16亿人口规模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地多元化和离土城市化如同人的两条腿一样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只有协调前行才能持续发展。

①现代化一词来自日本。我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明确表述为四个现代化,始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任务,并与1956年写入党的八大党章。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构想。1979年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概念通俗地概括为“小康社会”。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第一步,1981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第二步,1991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小康;第三步,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四个现代化的表述逐步淡出人们的记忆。

现代化的内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表述为“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12月至1960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