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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资 料(2013年11月)

信息来源:文史编辑部   发布日期:2013年11月26日

 

 
 
 
马鞍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1311月)
 
 
     
 
(一)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
(二)张燕生: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16
(三)辛向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四大理论亮点(30
(四)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3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习近平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现在,我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
一、关于全会决定起草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认为,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已经35个年头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
4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顺应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望,抓住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普遍表示赞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
议题确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刘云山、张高丽同志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市领导同志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全会决定起草工作。
文件起草组成立以来,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2次分别审议决定,决定征求意见稿还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从反馈情况看,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共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中央责成文件起草组认真整理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对全会决定作出重要修改。
二、关于全会决定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问题
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二是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三是抓住重点,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四是坚持积极稳妥,设计改革措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五是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务,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在框架结构上,全会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条谋篇布局。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16个部分,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构成第一板块,是总论,主要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经济方面开6条(第二至第七部分),政治方面开3条(第八至第十部分),文化方面开1条(第十一部分),社会方面开2条(第十二至第十三部分),生态方面开1条(第十四部分),国防和军队方面开1条(第十五部分)。第十六部分构成第三板块,讲组织领导,主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这里,我想就全会决定涉及的几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介绍一下中央的考虑。
第一,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第二,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国有企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全会决定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包括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这些举措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行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财税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完善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之一。主要涉及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
全会决定提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这些改革举措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财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到位。中央已经明确,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第四,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全会决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是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第六,关于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
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包括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等等。
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关于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
全会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主要是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明确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体现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规定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这些措施都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八,关于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从实践看,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全会决定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目的是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
第九,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针对这一问题,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
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和国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理者意义上的权力。这就需要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第十一,关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全会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
三、关于讨论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讨论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要求。
第一,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第三,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只有这样,最后形成的文件才能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
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有一句话,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这次三中全会,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并且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那么对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是把它总结为这么几点:
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而且是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我们看一看过去35年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就要对我们的近现代,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做一个简单地回顾。根据国际的研究,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比重是32.9%,也就是说,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840年,两次鸦片战争把中国拖入了苦难的深渊。195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在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连60亿都没有,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截止1936年旧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外资控制了中国的生铁和原煤生产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的69%,卷烟的57%,铁路里程的90%。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海关和财政。因此旧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就会挨打,被列强炮舰轰开中国大门,这是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1949年到1978年,我们建立了满足基本需求实现基本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无论多少偏远的农村,我们都有赤脚医生,有农村的小学校,有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在一穷而白的背景下,我们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公平和效率、开放与封闭等基本的关系,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陷入崩溃的边缘。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实现了党的根本重心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解决经济问题上来,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能够持续地发展提升效率,要解决如何能够缩小与世界发展的差距。
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危机感,我们再不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我们将会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推动下,我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开放运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解决老百姓的温饱,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能够持续地发展生产力,能够缩小与世界的差距。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选择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非常重视扩大出口,我们非常重视招商引资,是因为我们有两个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一个就是我们要解决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解决转型的问题,也就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不平等发展的战略,过去讲的最多的,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然后实现公平富裕。全国人民首先要顾及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大局,然后我们再顾及中西部发展的另一个大局。我们首先迫切需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然后再考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之间的统筹协调。在改革开放初的时候,邓小平讲,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既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前苏东转型国家的开放,还包括对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在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到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根据我们叫购买力评价计算,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说,2016年用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判断。但是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发表了一篇报告,对他过去做的预测加了一个条件和限定,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够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这个预测就可能不会如期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过去成功的模式,成功的体制,成功的战略,成功的结构,能不能够支撑我们未来35年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看到为什么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无论是在座的老领导、老同志,还是一些普通的民众,都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着非常高的期待。这个期待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能够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出一套新的发展模式,探索一套新的体制,新的战略,新的结构支持我们未来35年的发展。能够真正是中国在下一步的发展中间,不但全面建成小康,而且能够把中国发展成高收入的大国,全球负责任的大国,法制的大国,创新的大国,绿色的大国。真正把中国建成一个美丽中国,一个能够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真正是全球负责任的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能够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要率领我们开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
这次三中全会中把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三中全会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个主题词,在公报中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成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公报中间,就提出了五个紧紧围绕,第一个,就是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句话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过去是讲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次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地表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有什么不同呢?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那个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商品市场,还是我们的要素市场,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候是一个紧紧建立市场解决的初步框架,也就是市场机制还非常的弱,市场的作用还是比较薄弱,因此,各级政府在推动市场经济不断的完善,在这个方面还富有很重要的职责。
这次三中全会,我们能够看到,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政府更多的要回归它自己的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间发挥更加全面、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该回归它的职能,回归到哪些方面呢?就是十八大讲的三中全会讲到我们政府应当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好的公共服务,同时能够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是政府下一步职能改革和转变应当努力的方向,而把经济活动和市场能够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把它交给市场。
第二个方面,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来深化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在三中全会中提出来,下一步我们的发展,必须坚定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尤其是以依法治国来进一步地推动和完善我们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三个方面,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深化我们文化体制的改革。
第四个方面,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来促进我们社会公平正义,来深化社会体制的改革。
第五个方面,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体制文明的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这五个围绕,也就是对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就是全面深化我们的体制改革,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在全面深化改革,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解放思想,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增强社会的红利,在这种情况下,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非常明确下一步的发展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三中全会提出来,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这个重点核心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何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次我三中全会也明确了我们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好这个核心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要坚持简政放权,因为前35年我们改革开放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我们如何在改革开放中推动体制的改革,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把权力放给最基层的政府,来充分地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而且简政放权也就是要把这个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充分地调动每一个人,发展市场经济,提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第三个,简政放权,要把政府的权力充分地下放给社会,让社会的组织,让每一个社会的成员能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我们会发现,通过放权给最基层的机构,放在市场和企业,放给社会,才能充分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在美国遭受金融危机,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困境,日本陷入20年的停滞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仍然是前景美好。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仅仅简政放权是不是故事的全部呢?我们说不是,我们政府还承担的更多的责任,我们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好的经济秩序,好的社会秩序,好的生态秩序,而且我们在全球的国际秩序中间,也要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好的经济秩序,老百姓吃的东西安全,吸收的空气安全,喝的水资源安全,就业和看病、养老安全,这些都是我们政府应当担当,应当做好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讲,三中全会非常明确了这方面改革的重点和方向,而且三中全会也非常的明确,在2020年,我们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全会明确建立公平透明开放的原则,推动各个方面的改革。我们发现,三中全会非常明确改革的重点,改革的方向,也是在2020年我们要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和成果。
三中全会公告中间,还提出要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新篇章。下一步工作围绕如何能够进一步推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更好地推动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展开。我们还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完善国家的安全体系来确保国家安全,中央还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三中全会对于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是做了全面的安排,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学习公报的一点心得体会。
二、全球变局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一轮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启程,我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好是一个全球变局的阶段,从党的十八大一直到三中全会,我们对国际环境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十八大以来,一直对我们的国际环境所做出的重大判断。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
从国际的环境来看,战略机遇期往往是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我把它总结为三个驱动,我们的国际环境有三个驱动推动我们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一个驱动叫开放驱动,也就是我们的国际环境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国际环境。第二个驱动叫市场化驱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是全球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第三个驱动叫创新驱动,全球开放,全球市场化,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情况就会激发出像IT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创新成为一个全球竞争的概念。
我把1990年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1990年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刚才讲的三个驱动蓬勃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8年,这个时期是发达国家推动金融和楼市泡沫推动全球化非理性繁荣的时期,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全球的泡沫经济。第三个阶段,2009年以来,危机以后,全球化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整个世界是继续走向开放还是走向开放的倒退,它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从这一轮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第一轮,这一轮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1990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26.1%,将近四分之一。到了200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比重上升到32%,接近三分之一,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我们看第二个阶段发生什么呢?从2001年开始到201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从32%一直下降到21.6%,从美国的GDP占全球三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多一点。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2001年美国的实力,在全球的影响力会出现持续下降,2001年发生了什么?
2001年,第一,发生了911,也就是美国在全球推动普适价值和民主化,最后导致了911文明的冲突,使美国整个战略走向了反恐。第二,中国加入WTO,一个文明的古国实现伟大复兴,开始积极的参与全球化,开始融入世界。第三,美国的IT泡沫破灭,美国新经济繁荣时期结束。
我们会发现,2001年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的转变,转变以后,美国不愿意接受他的IT泡沫破灭,后来搞起了金融和房地产,一直到2008年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日、欧发达国家分别陷入困境,这时候到第三阶段的时候。美国并不认为地位下降是由于美国没有坚守实体经济,没有坚守创新。我这儿列了两组数据可以看到,1990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和房地产上升了。第二组数据,我们能够看到,从2000年以来,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都呈现出20%以上的下降,美国不搞高技术制造,不搞创新,不搞出口,而陷入了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经济之中。
从2009年开始,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做了一个演讲,奥巴马讲,美国经济大伤,再也不能继续建筑在金融和房地产的沙滩上,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要回归高端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美国要进行结构调整,要进行为期十年的结构调整。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全球新的变局,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推动开放却不是最大的赢家,中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一定是全球化失控,一定是中国不公平竞争,因此搭了便车,得了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从2009年开始,美国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略转变,TPP,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区,这两个自由贸易区,美国号称是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只有盟国才能够达到。下一步美国的转变对盟国开放,而达不到高标准的国家就将会被边缘化。我们发现这场危机以后的全球变局,高标准的规则成为未来全球变局各个大国之间较量的焦点和核心。
另外一个方面,危机后美国开始在全球推行BIT双边投资协议,我们讲的叫高标准的投资开放,用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管理。今后美国的资本和国际资本进每一个国家,只能够说,哪些不能做,比如说哪些领域属于安全不能做,那些领域属于命脉不能做,哪些领域属于敏感不能做,列了一个负面清单,清单以外的外国资本来是跟你的本国企业同等待遇。
还有,开始推动服务贸易协议,要求所有服务领域开放,包括那些现在不存在的领域,服务领域,今后出现也要开放。我们发现这个变局实际来讲,对于每一个国家,他的国际规则,国际的秩序,国际的格局发生新一轮变革,对于我们的挑战就是谁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他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大程度对中国来讲,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将使我们整个的体制走向一个更高的标准,这样的话,才能够在全球是个响当当硬梆梆的负责任的大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发现,这场危机还是改变这个世界,在很多战略的支点和关节点上正在发生新变化,对中国来讲,就面临着我们如何适应这个新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如何推动新一轮的开放
第三个问题,我谈一下,下一步,我们如何推动新一轮的开放,按照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我们如何能够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针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变局,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要放宽投资准入,要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这个方面,克强总理也明确提出,上海目前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就要探索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模式,高部长提出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政策中,要推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试行负面清单的管理,而且高部长讲,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试验区很大程度开始推高标准开放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包括对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更加开放,我们的负面清单中间规定外国资本不能做的领域以外,其他的领域都是开放的,也就是要营造一个外资在中国,国企在中国,民企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的各个成分在中国都是公平的,非歧视的,透明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平台。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海试点,服务贸易开始进一步加快开放,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都开始试点先行开放,而且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克强总理对上海的领导提出了要求,第一,这个试点,重点是改革,而不是向中央要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二,在未来三年,试点所得出来的经验、方案和成果都应当能够在其他地区复制和推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上海自由贸易区作为新一轮开放的率先推动的试点,是一个新的开放方向,一个新的开放模式
我就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过去三十五年我们的开放过程中有特区,有高新区,有保税区,上海的试点是在过去三十五年的开放模式上往前走一小步呢?还是在面对未来的三十五年的模式往前走一大步呢?我们下一步的开放,究竟是要探索一个特殊区域,还是全域的高标准的开放,高标准的改革,高标准的发展呢?
第二个问题,一个叫FTZ(Free Trade Zone,称为“自由贸易园区”),FTZ是中国关境内特殊的小区域,这个小区域,进这个区域的商品是退税,外国的商品进到这个区域,试图还在国外进行保税,这个区的所有增资活动在这个区内发生是免税,因此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高度自由化,我们叫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一个叫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全域都是更高标准的开放,更高标准的改革,更高标准的发展,我问自己,我们究竟要的是哪一个?这就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深圳,最初有一道关,二道关,当时想的改革是一道关放开,让深圳和香港一体化,二道关管住,让深圳和内地不同,我们说这项改革成功吗?过去我们到深圳要边防证,现在到深圳不需要边防证了,我们说深圳的开放成不成功?很成功,它的成功就是承担了国家使命,中国要融入世界,世界要进入中国的一个平台,一个窗口,一个桥梁,上海今后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是全域的开放还是特殊区域的开放呢?
我问自己的第三个问题,今后的开放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州,还是在其他地方,它是一个缩小地区差距的开放呢?还是一个扩大地区差距的开放呢?如果是缩小地区差距,就意味着新一轮开放的任何一个试验区的试验,应当好于中国目前的西部地区,能够进行合作,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的开放。比如,上海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夏有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上海怎么能够成为新一轮开放的龙头,宁夏如何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在能源、金融、产业的合作。这样的话,上海的试验区和宁夏的试验区,两个开放的试验区之间如何合作,如何让上海每一步推动的开放能够带动宁夏,带动整个西部,带动整个中国共同走向国际化,走向开放经济,走向市场化。
我问自己的第四个问题,新一轮的开放,我们讨论很多的领域,我们说是上海搞上海一套,天津搞天津一套,厦门搞厦门一套,广州搞广州一套呢,还是全国各个试验区共同的一套规范的、法制的、透明的、公平的开放模式呢?马上就会涉及到我们今后的上海,我们是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更加自由,还是像东京和首尔那样更加注重高端制造,还是像伦敦和纽约那样世界的领先城市。谁将会在中国起一个领袖城市的作用?今后我们说,这个领袖城市是上海、广州、深圳、香港,还是北京、大连、青岛,还是武汉、南昌、长沙、合肥,还是重庆、成都呢?哪个城市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能够引领整个国家走向现代,走向未来,走向发展呢?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三中全会给我们讲的整个这套新一轮的开放思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跟我们过去三十五年还是有着巨大的变化。
四、新一轮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第四个问题,新一轮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过去的三十五年我们有过三次比较大的改革运动,第一次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从上到下都有一个共识,再不开放,再不改革,再不发展我们将被开除球籍,这是我们过去三十五年成功的推动改革取得成就的一个起点。
第二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我们能够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创举。过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基本制度在较量的时候,资本主义很好的向社会主义学习到如何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平,建立一整套的福利制度,在这个竞争中间,社会主义如何向资本主义学习,如何能够提高效率,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间一直是急需要取得重大突破的非常尖端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就是古巴、委内瑞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感觉到,如何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发展效率的问题。在委内瑞拉,我们跟前总统谈过两、三次,这个国家号称原油储量全球第一,它的铁矿石和黄金,能资源专家评价是世界级的储量资源水平,土地只用了10%,煤炭也非常丰富,可以将它比喻成一只会下金蛋的鸡,但是会下金蛋的鸡长期以来,一直很贫穷,就是因为西方列强的跨国公司到了委内瑞拉就是奔石油去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变成了世界级的能源产业,但是这些西方跨国公司在委内瑞拉采油却没有能够造福于委内瑞拉的人民,反而使委内瑞拉正常的农业退化了,正常的工业、正常的服务业退化了,外国列强垄断石油工业蓬勃发展,后来查韦斯上台以后实行石油国有化,既然外国石油公司不能造福于委内瑞拉的人民,我们就把它国有化,造福于穷人,因此得到了穷人的充分支持。但他遇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剥夺了外国资本,外国公司就没有积极性了,如果你把会下金蛋的鸡的金蛋都拿走了,却没有给鸡喂足够的食品,鸡就会越来越瘦,最后饿死,一旦饿死了,你发现完全没有能力建立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多次给他们提建议,能不能够参考中国的经验,试点改革开放,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发展石油工业,从采油到炼油,一直到终端产品,能不能够跟中国和这些世界各国友好的国家一起合作来建立正常的农业,正常的工业,正常的服务业,能够给老百姓解决就业。再比如古巴的糖厂,基本上就是完全报废的,而且完全没有能力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古巴再往下发展,怎么才能走出困境?怎么能够提高效能,我们的建议也是非常简单,充分介绍我们过去三十五年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南巡一个重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能够解决老百姓的温饱,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决缩小和世界的差距。
第三次改革的运动就是中国加入WTO,我们说的最多的话有三句,第一句话,为什么要接受那些不公平的条件,党中央领导同志讲,为的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就是要付再大的代价也要把握战略机遇期。第二句话,我们的体制改革应当怎么改?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也就是以WTO,以国际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接轨。第三句话,狼来了,外面有一群西方饿狼,家里有一群肥羊,当时研究说,哪些中国的肥羊跑不过饿狼,纺织业和服装业肯定跑不过,中成药肯定跑不过,银行跑不过,农业跑不过,汽车可能也跑不过,怎么办?我们发现天天说,狼来了,为了应对狼的冲击,从1986年到2001年,国家在进行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的调整,企业为应对狼的危机,进行健身,希望等门开了,狼来了,我们能够跑得比狼快。15年的准备,最后使中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因此,我们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很大程度,是要应对全球的变局,要变成高标准的规则,不适应则将会被边缘化。我们突然发现,现在很像1978年,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那样,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今后即使成为老大,也可能在全球的规则,全球的秩序,全球的格局中间,被边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全面深化改革,很像1978年,是一个新的三十五年的开始,在新的三十五年,我们要探索出一套更加成熟,更加规范,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绿色环保的新模式、体制、战略和结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全球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推动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要全面的推动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土地体制改革,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社会改革,所有的这些改革,把我们过去一些不公平、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障碍和问题进行解决,能够推向进步。所以我始终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一个新的过程和新的实践。它的新的实践,完全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的三十五年一步一步地推动,在实践当中探索,一步一步地使中国能够真正走向我们的预定目标。
新一轮的发展,是我们三中全会讲到了,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研究的心得,也就是说在新一轮的发展中间,我们可能有五到八年的苦日子,从过去竞争的模式和竞争的优势,要转变成为新的模式和新的优势,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转变到一个新的模式去。实际上来讲,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呢?我们过去三十五年在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但是目前确确实实调整我们的主要产业的产能过剩,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去解决的问题。我这里列了一张表,这张表一直到2013年的二季度,我们看这张表就会发现,像煤炭的开采、农业、食品、纺织、造纸等主要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普遍都低于80%,我们现在产能过剩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产能过剩,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有三个方面的产能过剩,第一个方面的产能过剩就是我们过去十年,重化工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在过去十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到了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些过去十年迅猛发展的产业,目前的产能过剩的状况应当讲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是3.5%,在2002年到2008年,这段世界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期,是4.5%,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全球增长速度有可能是2.9%,低于3%。全球增长速度从4.5%掉到低于3%,全球增加值创造的增长全球跌掉了三分之一,意味着全球需求在严重缩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年均的增长是9.98%,过去的十年,是10.7%,去年下降到7.7%,从10.7%下降到7.7%也是下降了三个百分点,也跌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当全球经济出现一个持续减速,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出现了一个持续减速,我们过去高增长时期所形成的重化工业,所形成的重大装备制造产能过剩的压力,就会凸显出来。
第二个方面的产能过剩,也就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外贸产能过剩,过去出口部门长期都是高速发展,现在全球需求的萎缩,中国的成本上升摩擦加剧,新竞争对手在侵吞着我们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口部门,我们的外贸部门的产能调整也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第三个方面的产能过剩,我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比如太阳能、光伏、风能也是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一旦发生中国同美国,中国同欧洲的贸易摩擦,这个产能出口在哪里?风能、太阳能领域的市场在国外,技术在国外,加工生产在国内,下一步怎么调整,这个角度来讲,我发现我们的产业结构面临着重要的调整时期。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成本无论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大幅度上升,成本上升,我们的价格上升,这样一来,我们前三十五年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低成本,我们突然发现成本不低了,与很多竞争对手相比明显不低了,我们未富先老,跟我的竞争对手相比,人员不再年轻,也不像过去那样无限供给,而且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便宜了,各项要素成本上升,都意味着我们下一步,必须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那样,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就是要从过去,我们比较多的强调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规模,转向发展的质量和发展的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四大理论亮点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辛向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谱写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新篇章,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全会适逢中国改革的“窗口期”,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使命,为未来改革描绘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理论亮点频出。
理论亮点一:“四个是”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地位、作用与意义
公报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这“四个是”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依据。作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符合党心军心民心,能够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从而持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体现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在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成为中国人民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保持勃勃生机;作为重要法宝,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本质要求,深刻把握时代主题变化,紧紧扭住时代特征的精髓,推动中国发展的巨轮滚滚向前。
理论亮点二:“三个进一步解放”为中国发展增添新动力
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求我们充分认清楚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的危害,认清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新路的重要意义;要求我们不断破除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上的一些片面认识,更加科学有效地构建起“三位一体”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第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我们继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使国有经济更好地造福于人民;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把民间的创造力更加充分地调动起来。
第三,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求我们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要求我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理论亮点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的思想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核动力”
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设计始终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而展开,不是就目标谈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制度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制度,因而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整体的力量;这种制度是摆脱了利益集团和党派纠葛的制度,能够形成全国一盘棋。通过全面改革,把这些优势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的思想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核动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治理组织架构是符合现代理念的,能够及时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国家治理的成本相对较低,而效能比较高。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第一,各个治理主体到位不越位,有为不乱为,市场主体竞争有序,调控主体主动有度,社会主体积极有位,个人主体创业有利,形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第   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要求在政府内部科学设置机构和有效配置职权,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相对集中、执行专业高效、监督有力到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理论亮点四:市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一个理论和认识的突破。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进程中、从20多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中,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理论和认识上的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科学反映。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我们要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方面取得决定性突破,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强调建设科学的财税体制,认为这样一个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有了现代市场体系和科学的财税体制,再加上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中国经济将会再上一个大台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江必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说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及时更新治理理念、深入改革治理体制、丰富完善治理体系、努力提高治理能力。
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全会公报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在此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和责任至关重要。政府行为必须反对“四风”、整肃腐败、提升公信,以公平正义的治理行为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局面。第四,治理应有益于增进人民福祉。全会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民生艰难是社会不稳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深层次的国家治理,有事半功倍之效。政府负有改善民生的首要责任,特别是要把保基本的责任履行到位,但同时也要扩大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拓展治理主体来提高民生事业的质量和效率。承担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职能的公共事业单位,应把公益放在首位,坚守自身的社会责任,切实拿出为民便民惠民的政策措施。
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原载2013年11月15 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