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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料(9月)

信息来源:文史编辑部、综合一科   发布日期:2013年09月24日

 

 
 
 
马鞍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139月)
 
 
     
 
(一)中国的自由贸易区为什么选择上海(2
(二)我国工业经济运行与政策选择(13
(三)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转型(19
(四)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要有历史感、战略观(31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为什么选择上海
 
郭芳 王红茹
 
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田
  国务院划定的上海自贸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资料显示,目前,这一区域贸易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以上,上海港已连续两年蝉联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
  据悉,上海最初希望争取将整个浦东新区都纳入自贸区范围内。“但这样一来,区域太大,管理的难度就会加大。最后决定先小面积进行试验,等经验成熟之后再推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王晓红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上海的申报方案涉及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等多项改革试点,拟通过两三年的试验,推进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以及综合实现一系列创新改革目标。
  在贸易领域,上海自贸区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凡是进入这20多平方公里区域的货物都是零关税,出了这个区域要实行出口退税,但进入国内消费,要重新征税。”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将使贸易更加自由和便利。
  在扩大投资领域,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亮点。“在这里,工商注册登记更加便利,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就是‘非禁即入,凡是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都列为开放’。负面清单式的开放方式,是一种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尝试。”
  金融领域的开放则成为试点中最受关注的焦点。申报的方案明确表示,在区域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区域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先行先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离岸金融业务亦被列为金融领域开放的重要部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这种创新不只是让渡税收的优惠,而是率先开放、探索在这个特殊的区域内实行新的管理模式。
  “究竟是要政策优惠还是要改革?改革究竟要改哪里?”张汉林说,这是关键。
  张汉林认为,试验区真正的“本事”是靠自身的改革,而非政策的优惠。但他同时也担心,到最后,上海自贸区会不会也只是沦为政策优惠的受益者。“例如,当年浦东新区在刚设立的时候,也立志要改革创新,但发展到现在,它的管理体制同样的臃肿,看不见所谓便捷的管理和服务,看到的还是官僚。”
  据上海市市长杨雄透露,3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一再问他,上海是不是要改革?他回答,上海没要政策,上海要改革。杨雄的态度很坚决。“上海希望通过自贸区建设,在体制机制上有新的突破。”
  当然,这也是7月3日国务院会议上总理的明确要求。
  “试验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个综合试验过程中,有些东西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有定论。”邢厚媛说,目前只是批准建立,给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框架,“在这个大框架里,需要做的文章太多,各方面的制度要在不断推进中完善。”
李克强力排众议
  上海关于设立自贸区的探索,历时已久。
  2010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对此曾进行过相关报道:早在2009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文章,报给了时任总理温家宝。温家宝非常关心,亲自批示将“自由贸易区”改为“自由贸易园区”,并请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组织、调研。次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对上海浦东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实地调研。
  “那个时候,专家们呼吁,在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更加便利的自由贸易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当时,上海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也较为乐观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来上海调研,说明上海有机会进一步获得实质性的“先行先试政策”。
  但在那之后,再未有获得“实质性进展”的进一步消息,直至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上任。
  3月末,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明确表示,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建立一个自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李克强认为,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而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试验这件事。
  此后,上海推进建立自贸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上海的自贸区计划曾招致多部门反对。在方案征求意见阶段,多部门亦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李克强最后力排众议,终使自贸区方案获批。在《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证实了这种说法。
  “的确,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声音。主要是大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整个国家未来面临的挑战、产生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以及这个国家目前的专业监管能力等等的判断并不一致。但是,什么都等万事俱备也不太可能。”杨开忠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确实应该更加开放。
  在杨开忠看来,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应有三点: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三是促进中国的崛起,提高中国在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杨开忠认为,开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与国际接轨
  地方和部委之间的争论焦点在哪里?
  “金融开放、负面清单式的外资管理、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等这些问题都很敏感。”根据邢厚媛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国内的相关行业能不能经受得住冲击,这是主管部门必须要考虑的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开放式的给予外资更多自由和便利的新管理模式也在考验政府的管理能力。“基于风险的考虑产生争议,是正常的。”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上下应该要取得共识。所有的中央部委实际上承担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任,地方与部委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共同的责任,一些部门的反对有其合理性。“他们反对的不是开放的尺度问题,而是,上海究竟有没有想明白要做什么。是沿着1978年以来35年的老路走一小步,还是探索新35年高标准改革、高标准开放和高标准发展的新模式而向前迈出一大步?”他相信是后者。
  邢厚媛说:“从全局的角度,我们确实需要一块试验田,探索通过改革和开放给我们新的经济增长带来活力的路径。”
  因此,监管是必要的。
  张汉林提醒说,必须要建立一个对资金、资本进出的良好的监管体系。“不能失去监管,这是最重要的。”
  “但监管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问题。”王晓红认为,发达国家开放了这么多年也没乱,中国不必过于担心。中国不提高国际化水平就没有前途,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包括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从全球经济的大形势来看,自贸区的设立可谓是意义重大。
  邢厚媛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了更为客观、复杂的全球大背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虽然在发展,但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多哈谈判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则在加强,特别是由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中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策竞争在加剧,一些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而中国的优势在下降,资本向外转移已经出现苗头。
  从国内看,绝对优势在下降的同时,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停滞。沿海方面该用的政策都用完了,这些政策在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之后,东部地区的吸引力在下降,缺乏新的增长点。大家都意识到,原来的模式不可持续,可新的模式在哪里?靠什么?大家都说靠创新,但是创新要有动力,要有相应的政策环境,这些也都不足。
  “此背景下,中国必须要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立足于综合优势,向改革要效益。”邢厚媛说,基于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仍要回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上来。
  “这个时候的中国急需回到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如沐春风的市场活力。”在邢厚媛看来,中国所有以试点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步骤,都要放到这个大环境里来考虑。“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与我们下一轮扩大区域开放,提升开放水平,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体化的。”
  但自贸区所涉及的开放究竟到什么程度,底线在哪里?王晓红认为:“步子肯定要迈得更大,在改革改不动的时候,用开放来促进改革,用开放型经济产生的新的经验和模式,倒逼国内的改革。”
  这是我们曾经用过的经验。但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显然更严峻。
  “新一届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高标准的改革、高标准的开放、高标准的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迎战的试点。”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在这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区,金融的开放、投资的开放、服务业的开放乃至整个市场体制的发展方向都要是高标准的。”这是上海自贸区必须承载的重任。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必须要着眼于全国的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隆国强表示,这是为什么取名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非“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原因。
    为什么是上海?
  受访者回答说:当然是上海。
  上世纪90年代初,站在黄浦江边的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表示,设立第一批特区的时候没有考虑上海是一个失误。
  张燕生给出的解释是:“上海是中国的龙头,当然要走在中国的最前头。”
  杨开忠分析:“这与上海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地位、金融地位、贸易地位息息相关。而且,上海拥有庞大的长三角经济腹地。”
  上海有很好的底色。1990年初,借着浦东的开发,上海成为了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地。2010年以后,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即“四个中心”)。
  然而,近几年,上海经济一路下滑。2011年,上海GDP增速为8.2%,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增速为7.5%,位居全国末位。究其原因,有大环境的影响,也部分源自对落后产能的主动淘汰。
  增长放缓的上海一直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四个中心”曾被视为重要的政策红利支持,但一直缺乏一个可以承接政策创新的载体,自贸区于是被寄予了厚望。
  邢厚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陷入了长久的增长乏力之后,对上海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声音其实一直存在。“最早在浦东开发时就有关于深化金融改革、设立离岸金融中心的说法;而在虹桥周边搞更加开放的自由贸易功能区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在上届政府任期的十年内,乃至上上届政府都提到过。”
  邢厚媛认为,新一届政府能够在十八大之后把上海自贸区的设想加快推进,并演变成现实,实属众望所归。“这是很多人的智慧经过长期思考形成的结果。”
  在批复方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指出,设立上海自贸区将是本届政府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在王晓红看来,自贸区的建立将有助于上海发挥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这对整个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国际化将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她分析,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明显滞后,此次服务贸易的开放成为自贸区产业开放的重点,这将使中国未来在国际高端分工地位上占很大的优势。
上海身后的争夺战
  在上海之后,天津和广东都在力争第二个“自贸区”。
  天津方面透露,具体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而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亦向媒体证实,广东省政府给国务院的请示已经正式上报,南沙、前海、横琴将申请设立国家自由贸易区,并将其定位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
  谁将成为继上海之后的第二个自贸区,仍是未知数。“但无论是天津还是珠江三角洲的申请都肯定会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杨开忠说。
  在杨开忠看来,“自贸区绝不止上海一个,也不会仅限于沿海,在内陆以及边疆地区均可考虑。”从区域布局上看,除上海之外,环渤海地区的天津、珠三角的广州、海西经济区的厦门,都可考虑设立。同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也可在相对落后的地区,逐步考虑、规划一些自由贸易区,“例如重庆已成为内陆非常重要的贸易口岸,开辟自由贸易区在未来也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杨开忠所提及的这些地区都向中央表达了强烈意愿。早在2005年,上海、深圳、天津、成渝地区等地都曾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关于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之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多次到这些地区进行调研。
  最终,上海拔得头筹。
  “李克强总理两次到上海都讲到,上海要率先推进和实行,至于何时将这些改革的红利分享到其他地方,那只是时间问题。”邢厚媛说,“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探索,一个肯定不够。但究竟需要几个,如何安排,中央一定会统筹考虑。”
  王晓红建议,“不仅要在发达地区探索自由贸易园区的模式,还要探讨欠发达地区如何通过开放来促进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和提升。”例如,针对中缅印孟经济走廊,在边境地区云南保山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园区。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滩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轮改革开放,上海已经率先站在起跑线上。
  隆国强指出:“在全国设立园区不能一刀切,每个地区设立的园区也不能照搬照抄。每个地方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省情、区情以及各个地区不同的比较优势、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等角度出发,细化和设计政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从全局的高度来设计不同地方的不同试验园区。”
  其实不只是内地的城市,上海自贸区获批的消息出来之后,香港也倍感压力。香港《南华早报》这样表达了港人的担忧,上海这一自由港将成为推动跨国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一重要政策改革的“试验田”,这可能会令香港对中国经济的传统贡献黯然失色。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香港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内地的消费。香港人担心,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或将削弱香港的优势。
  “当然会对香港带来一些挑战,这是必然的。”杨开忠说,“从长远来看,上海的优势会逐步显现出来。但香港与上海毕竟各有其腹地和特色,相互之间有竞争,也会有协同。”
  不过,张汉林认为,于香港而言,比担忧更实在的是做好自己。“香港是一个自由港,比上海自贸区的20多平方公里大太多,香港需要的是做好自己,而不是担心上海。”
  对香港来说,密切和广东的合作,是一条出路。而毗邻香港,也始终是广东的优势,国际上的许多投资途经香港进入内地。因此,其申报的自贸区也最终定位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广东方面认为,这将使其获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上海自贸区五大利好政策预期
利好一:拟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
  利好二:构建离岸金融中心。
  利好三:或推15%企业所得税优惠。
  利好四:贸易领域监管模式创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这是与上海综合保税区的主要区别。
  利好五: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一种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尝试。
 
上海自贸区试点历程回顾
2009年11月 上海综合保税区成立,统一管理2005年12月启用的洋山保税港区、1990年6月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外高桥保税区及2010年9月成立的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2011年 上海向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提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
  11月 第11届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大会在上海浦东举行,展现了中国特殊监管区尤其是上海综合保税区的发展情况。
  2013年1月1日 上海在《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中首次提出要在上海“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
  2月28日 上海颁布了《临港“双特”30条实施政策》,旨在探索和实施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体制,以调动区域发展的积极性,增强区域发展的自主性。
  3月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考察了外高桥保税区,并表示鼓励上海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4月18日 上海市商务委办公室主任邓福胜向媒体证实,上海正在配合国家有关部委制定《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总体方案》。
  5月14日 上海自贸区项目获得国家层面立项。
  5月下旬 浦东自由贸易区试点方案经由上海市政府讨论并肯定后,上报中央相关部门,进入会签阶段。
7月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2013年09月11日人民网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我国工业经济运行与政策选择
 
金碚 原磊
 
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增长的重要引擎。1992—2012年间,工业年均拉动GDP增长5.25个百分点,远高于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伴随着工业化新阶段的到来,第三产业的社会贡献会逐年增强,但工业仍是推动GDP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一、当前工业经济运行态势
受世界经济增速回升缓慢和国内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影响,我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步履维艰,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
工业生产增速放缓。201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2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比2011年下滑3.9个百分点;2013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为9.3%,比2012年同期下滑1.2个百分点。虽然我国工业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回落,但仍处于可接受范围,且波动幅度明显降低,趋稳态势基本形成。
重工业增速下滑幅度大于轻工业,但增速仍高于轻工业。一般来讲,当工业经济处于下滑区间时,重工业增速下滑速度通常快于轻工业,而当工业经济处于上升期时,重工业增速上升速度也同样较快。2012年增速下滑幅度最大的产业中,处在前4位的均为重化工业,表明当前我国工业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大多情况下是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目前虽然重工业增速仍快于轻工业,但二者之差缩小,反映了工业化阶段的转变和工业经济增长机制的变化。
中、西部工业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但增速仍快于东部地区。从回落幅度看,中、西部地区较大,东部地区较小;但从增速看,中、西部仍明显快于东部地区。2013年上半年,增速最快的5个省区市是西藏、安徽、贵州、重庆、云南;增速最慢的是上海、海南、黑龙江、北京、浙江,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均为传统经济强市和大省。不过,目前东部地区开始率先恢复,增速已接近2011年水平。
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加速回落。201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22.03%,比2011年下降9.77个百分点。2013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7.1%,比2012年同期下降7.4个百分点,甚至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还低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不确定,也体现了当前工业经济处于不景气阶段。同时,随着“调结构”政策力度加大,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会出现加速下降趋势,低于制造业投资增速。
工业品进出口增速回升,但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未显提高。201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但从2012年底开始明显回升。2013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然而,由于出口增长的同时进口也较快增长,因此,除2月份以外,进出口差额没有较大幅度增长,净出口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提高。
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好转,但压力依然很大。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为5.3%,比2011年下滑20个百分点。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投资机会减少;二是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生产成本上升速度快于销售收入;三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间恶性竞争,即使无利可图,为了生存依然进行生产。2013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有所回升,利润总额增速为11.06%,比上年同期加快13.26个百分点。
二、工业经济运行特征
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正在推动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在这一进程中,工业经济运行机制呈现一些新的特征。
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2002年开始,资本形成逐步代替最终消费,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增长方式,这种模式现已难以为继。因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投资挤压消费”,另一方面导致“产能过剩”,不得不扩大出口,形成高贸易顺差,并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根本立足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上实行“奖出限进”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有力地拉动了GDP的增长。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工业增长的贡献,更应该主要体现在企业利用全球资源、参与全球分工从而实现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上。因此,合理的贸易政策应逐步向追求贸易平衡转变。
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依靠单一增长模式实现长期经济繁荣,而应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不同的增长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当经济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提高储蓄率具有关键性意义。与此相应,就应当依靠扩大资本投入,提高产出以满足现有或潜在的需求;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后,作为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明显提高,尤其是技术进步将成为关键因素,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将决定经济发展的前途。这一情况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就是:一个国家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尽管会长期共存,但基本趋势是从外延式增长为主导向内涵式增长为主导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随着工业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促进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根本途径,内涵式增长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大大提高。
由平推式工业化向立体式工业化转变。过去,我国工业在生产要素成本较低、尚未形成完备工业体系的情况下,更多采取了“开阔地快速铺开式”的发展战略,实施平推式工业化,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规模的迅速扩张。然而到了今天,必须要从发展战略上进行根本性调整,在已铺开的产业基础上“向上抢占产业制高点”,即从平推式工业化向立体式工业化转变。立体式工业化的核心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推动各个产业领域向着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服务化的产业制高点攀登,形成各产业向上发展的差异化竞争态势,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深化。
由“低级要素红利”向“高级要素红利”转变。一国的要素禀赋随着时间推移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一国的比较优势也是变化的。从理论上说,产业升级的最佳路径是根据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推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更快发展,当然同时也要注意培育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经过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增长,我国在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低级要素红利”逐步释放并趋向削弱以后,将越来越依靠新的禀赋优势即“高级要素红利”的积累和释放。例如,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大幅增长,劳动力素质大大提升;工业门类日益齐全,产业配套能力极大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年度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首位,等等。只要我国能够建立起与这种新的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结构,就能不断释放巨大的新“红利”,推动工业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增长。
三、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生产函数中不同要素对工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判断,2013年工业经济增速将维持在9.5%左右,2014年和2015年仍可以保持9%左右的增速。这样,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率预计为9%—10%,仍将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继续发挥国民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作用。
将“四化”同步发展作为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基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如果“四化”同步发展战略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必将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长,促进内外需结构实现平衡,从而为工业增长带来巨大空间。从产业结构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能够大大提高现有产业的发展水平,促进产业从低端向高端延伸,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从区域结构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从而缓解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总之,“稳增长”和“调结构”并非相互对立,只要处理得好,完全可以相互促进,在保持经济健康较快增长的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更快转型升级。
进一步扩大开放,实施进出口平衡的外贸战略。实施进出口平衡的发展战略,意味着改变过去片面追求贸易顺差的思维,以更加开放的政策,促进进出口的平衡发展。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要注重利用进口资源和技术促进国内产业发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由于很多消费品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甚至可能具有互补关系,因此,降低进口商品关税、扩大消费品进口,并不必然导致消费者对国内消费品需求的减少。另外,扩大进口也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要想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增加进口尤其是增加对我国周边国家产品的进口,将是重要途径之一。
鼓励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目前,我国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因此也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时期。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和外汇管制制度,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境外投资排除制度上的障碍。同时,要大力改善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应共同行动,坚持推动和深化改革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WTO的自由贸易原则。要加强与东道国的谈判和合作,注重引导海外舆论,改善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际环境。尤其要进一步加大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东道国的欢迎,减少政治性因素的干扰。
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有所作为。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初见端倪。实现革命性的宏大变革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新因素的成长汇聚、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建和普及有其客观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水到渠成。尽管世界经济仍处于低迷时期,但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更是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奏。可以看到,目前新技术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对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投资和研发,尤其是众多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正在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尖兵和先锋。面向未来竞争,我国必须把握全球产业发展大趋势,加强“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和创新,引导社会资源进军相关领域,并积极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决不可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13年09月16日人民网 来源:《求是》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转型
——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刍议
迟福林
 
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表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历史拐点,经济增长开始进入8%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兼顾,解决好短期与中长期的矛盾?如何客观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矛盾?如何处理好政策拉动与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六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稳增长:重在经济转型还是政策刺激?
  稳增长不是保增长。稳增长,重在统筹当前与长远,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问题在于,面对经济增速下降,经济政策的重心是以短期的经济刺激为主,还是以中长期的经济转型为主;是短期的稳增长还是中长期的稳增长?应当说,未来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处在全面性的历史拐点。这就需要以转型与改革推动国内发展方式转变,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空间。
  投资消费严重失衡,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明显下降,结构调整进程缓慢,政策刺激的效应难以达到目标。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难通过短期的政策刺激得到有效解决。对于当前的经济下行态势,许多人寄希望于第二轮4万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从财政政策看,原来4万亿投资所产生的刺激效应只维持了两三年,而且使投资过剩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从货币政策看,目前变化的频率比较快,但同以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相比,其作用并不明显,可操作的空间也不大。就是说,经济增长处在“转变”的背景下,难以通过短期宏观政策调整实现中长期持续增长的目标。为此,需要把适度的政策刺激与有利的经济转型相结合,并且把重心放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上。当前,如继续坚持政策刺激为主,不仅无助于解决中长期结构性矛盾,还有可能使矛盾进一步积累和加剧。
  高增长、低通胀开始成为历史。由于结构性问题,比如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外部市场的萎缩,低成本扩张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开始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8%左右中速增长的新阶段。未来10年,经济增长若能保持在8%左右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投资出口主导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变的历史拐点。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教育、医疗、旅游等成为多数家庭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发展型消费比重在逐步提高。在这个特定阶段,消费将逐步取代投资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留给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从国际环境看,欧美市场的萎缩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国内市场看,投资拉动动力减弱的同时,消费一时难以取代投资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加快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十二五”期间如果不能初步实现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不但经济下行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克服,由经济下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都会急剧放大,处理不好,可能会出现某些灾难性的后果。
消费需求释放:能否支撑未来10年8%左右的增长?
  我国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取决于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如果转型与改革安排得当,我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有望得到全面释放。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上升通道,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个突出的优势。为此,尽快建立与消费主导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启动国内消费大市场,有可能保障未来10年8%的增长速度。
  未来10年,我国消费率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与历史相比,消费率还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左右,居民消费率50%左右;现在,最终消费率只有47.4%,居民消费率只有33.8%,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相比,相差近2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2010年12月1日,笔者在纽约参加由美国经济委员会组织的美国经济再平衡国际论坛,并作了题为《走向消费大国的中国》的演讲,美国人问我:“你这个判断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在我看来,一个近14亿的人口大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按照年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10%左右的速度计算,我国潜在居民消费需求将由2011年的16万亿增长到2020年的45~50万亿左右。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将会对世界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作出巨大贡献。
  城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空间。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我国的城镇化从2001年的37.66% 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预计城镇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2%~63%。
  服务业的发展有巨大的空间。2010年,我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3%,远低于世界7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0~15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我国居民休闲消费规模超过2.8万亿,等于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15.3%。社会的需求结构变化必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改善城乡居民消费预期有很大的空间。实现消费主导的国家,大都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例如,澳大利亚的蓝领工人发周工资,一到周末餐馆等消费场所大都爆满。安全而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使他们可以放心实行当期消费,既能增加消费意愿,又能提高消费能力。我国如果能够实现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能够尽快出台,将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和能力。
  消费需求能够支撑未来10年8%左右的增长。依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测算: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80%以上,能支持未来10年8%~9%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70%左右,能支持未来7%~8%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如果有大的突破,年均增长速度完全可以达到7.5%~8.2%。正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也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扩大消费需求:能否有效促进投资增长?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尤其是在西部,投资需求还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点。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问题是最需要稳什么投资?投资如何才能稳住?如果投资仍然以“铁公基”为主,难以对中长期的增长和转型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
  以消费拉动投资。从短期看,消费增长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从中长期看,投资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由此,使其不至于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制造更多障碍,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实现扩大消费与增加投资的动态平衡,使投资的增长能够反映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观趋势。
  尽快改变投资结构。改变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结构。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尤其是避免政府主导的投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比如,未来10年,估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大概2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未来5年,切实完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需要约4.68万亿元的投资;未来5年,按照一般的要求,环境治理需要至少5.4万亿元的投资。
  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例如,未来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由2.75%上升至5%是有条件的,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美国的文化增加值占它的GDP总量高达20%左右,韩国、日本是15%左右。从现实看,我国文化消费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与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不相适应的。
  加大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例如,我国每增加一个市民,需要新增综合投资10万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1.5个百分点,需新增1500~2000万人,年综合投资在1.5~2万亿元左右。从人口的城镇化来看,对拉动城镇化的投资需求很大。
  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结构。投资需求增长会给社会资本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初步估计,新增投资的70%左右需要社会资本投入,未来的发展需求给社会资本投入提供了巨大空间。
  支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行业。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这不仅能缓解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还能够提高投资效率,改善经济结构。“新36条”的出台表明,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阻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行业利益相当普遍,这种局面不打破,有了好的政策也很难使社会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
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是否需要改变国有资本配置的格局?
  如果没有国有资本投资结构的改变,社会资本想进入垄断行业很困难。在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的特定背景下,国有资本到底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应当说,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今天在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中,国有资本如何发挥有效作用,有赖于国有资本配置格局的改变。
  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资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2003年~2008年的5年间,国有资本在房地产领域扩张年均增长33.5%。2009年,129家央企中超过70%以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到2011年末,央企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仅占总额的13%~15%。
  把公益性作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战略目标,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有利于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在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国有资本满足全社会的需求,对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是把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民生保障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支持国有资本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比例能够在未来5年切实提高到25%左右,将会有几万亿资金,能大大弥补养老资金的缺口。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对城市公用事业,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60%~70%的投资来自社会资本,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成为主要部分,才有可能使投资适应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否在于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各方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从总的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全局,如果往后拖,对经济转型将十分不利。
  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经济社会转型全局。未来20年里我国能否保持8%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新突破。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对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不利。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好转,导致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增大。
  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很复杂,大部分和收入分配关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联系。如果能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会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因素。
  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客观地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某些国富优先的突出特征:GDP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9%。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大大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2000年~2010年我国财政增长平均在24%左右,比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倍左右。国有资本扩张速度快于GDP增长。2005年~2010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5.4万亿元增加到52万亿元,年均增长20.5%。
  应当承认,国富优先的发展倾向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私人产品严重短缺的特定背景,并为我国尽快做大经济总量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也要看到,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国富优先发展战略难以解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难以实现居民收入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难以释放全社会巨大的消费潜力。破题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实现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使释放社会总需求成为社会增长的主要支撑力。为此,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
  为此,根本之道是着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中产阶层是扩大消费的社会主体。中产阶层具有稳定的职业和中上水平收入,而且收入稳定。有研究指出,占人口不到25%的中等收入者,其消费约占社会消费总量的50%。有学术机构测算,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2.4亿人,约占23%。未来1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中产阶层比重至少应当在40%左右。推进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纳税的主体是需要尽快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在结构性减税上破题;建立健全居民财产权保护制度,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政策具有稳定的预期和现实的保障;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创业体系。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公开透明是理顺收入分配最基本的制度。如果公开透明做好了,从“三公”经费公开开始,很多事情都能寻求较好的解决办法。
  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这是杜绝灰色收入,健全收入分配体系的前提;逐步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决心和判断问题。推进财产公开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解决腐败问题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工作,对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措施。以加快“三公”经费公开透明为重点,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对降低行政费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意义重大。
政府作用:如何适应走向消费主导的大趋势推进政府转型?
  2003年SARS危机时,我们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今天看,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最大的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能不能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牵动影响着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全局,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未来。
  要不要明确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大国,发展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国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行动纲领。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以后,经济建设的主体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不仅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相反,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才能更好地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一,企业已成为经济建设主体。当前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我国新增GDP的60%、新增就业岗位的70%都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政府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容易扭曲投资消费关系,不利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第二,要保证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就必须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新阶段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是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能为企业、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重要保障。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条件下,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是保证企业、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
  第三,政府的核心职能应当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创造环境。在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政府应该从构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转变到通过良好的公共服务创造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政府大大强化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制度性公共服务,经济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要不要坚持市场主导下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近年来,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我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2012年初,笔者去南非考察,在与南非学术界的朋友讨论时,他们很重视借鉴我国经验。笔者问他们怎么理解?有学者说主要经验有两条:政府干预+国有化。听后,引起我的思考:“政府主导+国有经济”是反映了“中国模式”,还是曲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不管怎么说,如何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确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突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我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从现实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在现阶段的缺陷比较突出。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增长难以为继,其背后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问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仍在加剧。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重视解决眼前的紧迫性问题,忽视深层次的中长期问题;重视解决周期性矛盾,忽视结构性矛盾。由此,习惯于用短期工具处理长期问题,导致短期问题长期化、周期性问题结构化。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未来5到10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等,都处在改革破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不适当地强调和宣扬“中国模式”,忽视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有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
  要不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多年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迟迟难以改变,根源在于中央地方关系以经济总量为导向,而非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客观地看,经济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在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当前已经弊大于利。面对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新形势,实现中央地方关系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向公共服务导向的转变,成为新阶段政府转型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一项重大课题。加快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对于系统地改变地方政府增长主义倾向,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将为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要不要承认政府自身利益形成的突出问题?把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对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政府能不能克服自身利益、既得利益,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角色,决定着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成败。由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普遍存在并且日趋于强化,有些改革的惰性很大,消费主导经济转型在多方面很难真正破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能不能在深化政务公开改革的同时,尽快实现财政预算公开、官员财产公开,在建设阳光政府和有效监督政府上有新突破,对有效改变利益关系失衡,加快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十分关键。
  着眼于我国中长期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与改革,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重点;既是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又是转型与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历史机遇,在国家层面尽快制定消费战略规划,尽快确立未来5~10年拉动消费的预期目标,并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约束性指标,自觉主动地解决经济下行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就有可能实现中长期稳增长的基本目标;就有可能为未来10年、20年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
(2013年09月16日人民网   来源:人民论坛


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要有历史感、战略观
—— 参观西伯利亚大铁路随想
张国宝
 
我多次参观过海参崴火车站,每次看到都浮想联翩。矗立于火车站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起点标志上,醒目地写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莫斯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总长9332公里,跨越8个时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壮观的铁路。共有大约1000列货运和客运列车奔跑在这一钢铁大动脉上。
这条铁路建于近100年前,以当时的技术实力和财力建设这么长的铁路,经过怎样的论证和决策?我在国家发改委分管交通工作时,也参与过青藏铁路、京沪高铁、温福铁路的论证和决策。设想西伯利亚大铁路放在今天中国的环境和程序下去决策,会有怎样的争论和结果?首先巨大的投资从哪里来?我想当时建设这样一条大铁路也是靠沙俄政府财力,不大可能像今天这样市场化运作。可以设想这样一条大铁路占当时沙俄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会比青藏铁路或京沪高铁占我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得多。此外,我们在规划铁路时往往要求线路上的运量要超过年1000万吨以上。为此,在主持制定铁路中长期规划时,我曾和铁道部及评估专家有过争议。我一直认为,有的情况下当时运力没有达到1000万吨,但一旦修了铁路,潜在运力就会诱发出来。交通建设和经济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有了便捷的交通,不仅成本大大降低,由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继跟进、互相交织,就会把经济潜能充分释放出来;而且,对于重大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战略账、政治账和历史账,有的项目一时看经济上不划算,但战略利益巨大、发展潜力和历史空间巨大,不仅要上,而且要快上、高质量地上,早上早主动。
从16世纪始,沙俄在亚洲扩张领土,攫取了面积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占亚洲陆地面积近1/3,俄国由一个欧洲小国扩张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级大国。这里有一望无际的森林和草原,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但距离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太过遥远,且自然条件恶劣。起初,历代沙皇只是将这里作为苦役的流放地。19世纪末,俄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当时英美日等列强也正在远东激烈角逐,使西伯利亚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为了牢固占有这片远离欧洲的土地,也为了实施蚕食亚洲的“远东政策”,沙皇决定修建一条贯通整个西伯利亚的大铁路。
19世纪中期,有关部门为修建铁路进行了大量论证工作。1890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式颁发命令,决定首先从最东端的海参崴动工。1891年5月,皇储尼古拉亲临海参崴主持铁路奠基仪式。1892年7月,铁路工程又从车里雅宾斯克往东修建。俄国政府对该工程高度重视,于1892年成立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别管理委员会”,皇储尼古拉亲自出任主席。
西伯利亚地区密布河流、湖泊、沼泽、永久冻土层与山地,气候恶劣,冬季温度能达到零下50℃,而在盛夏又经常出现40℃的高温。巨大的温差经常造成钢铁脆裂、设备损坏,建设工程异常艰苦。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成千上万的俄国贫苦农民以及服苦役者被征调参与了施工。在修建过程中,俄国曾多次派人到我国的山东、河南及东北招募工人,前后达几十万人。这些中国工人除一部分修建后来的东清铁路外,其余大部分来到西伯利亚的铁路工地上劳作。据说,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的桥梁和隧道工程大部分是由中国工人完成的,很多人因劳累致死。另外,作为欧洲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沙俄几乎要倾尽国力才能承担起惊人的建设费用。仅在1891—1901年间,俄国就为这条铁路花费了14.6亿卢布,远超同期的军费开支。经过13年的艰辛,1904年7月13日,这条世界最长的铁路才开始通车,而收尾工程则延续到了1916年。建成初期,这条线上行驶的列车非常豪华,铺着厚厚的地毯,装饰着橡木板,很多旅客都是慕名而来的。
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后,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通车后,这里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口迅速增长。1863年时,西伯利亚人口仅有286万,到1914年已达962万人。在大铁路沿线两侧,众多的城市涌现出来。西伯利亚一跃成为俄国的主要农牧业基地,到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谷物产量已占全国的17%。同时,采煤业、木材加工业、冶金业等随着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在远东应运而生,西伯利亚的工业发展,拉动了整个俄国经济的发展。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改变了近代远东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格局。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当时沙俄一直觊觎中国的东北地区,因此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开工后不久,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就主张干线应通过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这样就可拉近中国东北与俄国的联系。恰在此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最初《马关条约》不仅割让了台湾、澎湖,还包括辽东半岛。
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展开了角逐,为了抑制日本在远东的势力,俄国联合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俄国则乘机秘密制订了所谓的“亚洲黄俄罗斯计划”。这一计划的基础,便是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同时,修建穿越中国东北并南伸至大连的铁路。因干涉还辽“有功”,俄国获得清政府的回报。1896年,李鸿章作为特使赴莫斯科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时,俄国人诱迫他签订了《中俄密约》,决定在中国境内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并命名为东清铁路,后又称中东铁路。1898年动工修建,1903年7月14日全线通车。
俄日围绕中东铁路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由于日本将中国和朝鲜视为禁脔,必然与向东扩张的俄国发生冲突。日本人对俄1891年开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坐立不安。为此,日本政府联络英美等国向俄国施加压力,试图阻止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未能奏效。1904年初,日俄之间战云骤起。根据日本的分析,虽然当时俄国的整体军事实力要强于日本,但其在远东的兵力有限,补给也很困难。西伯利亚大铁路只剩下环贝加尔湖100多公里长的一段,如果铁路竣工,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劣势将得到根本扭转。于是在军部首脑山县有朋等人的极力坚持下,日军于1904年2月8日以偷袭的方式向俄国不宣而战。
战事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条铁路的重要性。战争开始后,准备充分、拥有地理优势的日军取得了主动,连败俄军,攻占了旅顺。俄方则拼命赶工,在1904年7月13日强行开通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靠着这条铁路,俄国在短时间内从欧洲调动大量军队到远东前线,最终在兵力上超过了日军,从而在局部挽回了败局。正因如此,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虽然日本战胜,但还是签订了有妥协性的《朴次茅斯条约》。日本从俄国人手里夺取了南满铁路。
前苏联深深体会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完善。特别是在二战前后,远东成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后方,在1945年的对日作战中再次发挥出它的巨大作用。一些原子能工业、军工产业部署于此。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也建于此。
苏联时期,为加快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决定修建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贝阿铁路)。贝阿铁路西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泰舍特站,经勒拿河畔的乌斯季库特、贝加尔湖北端的下安加尔斯克、赤塔州的恰拉、阿穆尔州的滕达(漠河对岸,现在是中俄原油管道起点)、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的乌尔加尔、共青城,直到日本海沿岸的苏维埃港,全长4275公里。由苏联铁道兵部队建设,1984年底竣工,1985年正式通车。
苏联政府为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投入了大量补贴,但时至今日,由于票价提高,能负担这么长行程火车票价的俄罗斯人仍然不多。现在一张火车票的价格为12000卢布,约合465美元。经济上的原因导致这条铁路上列车的服务质量和卫生设施每况愈下,乘客也越来越少。现在,俄罗斯国家铁路公司计划将一列新的列车“金鹰”号投入使用,希望能再现西伯利亚大铁路往日的辉煌。
2006年俄交通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米沙林表示,未来两年内,俄罗斯将拨出1140亿卢布,相当于345亿人民币,和青藏铁路初期的预算差不多,用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改造。后来,米沙林又说,在俄罗斯2010年前交通运输系统现代化改造联邦专项计划的框架内,政府将拨款2410多亿卢布对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改造。而拨巨款改造这条大铁路的目的仍然主要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因为在欧亚间6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只有不到1%是通过这条铁路的,经济效益不会很理想,但如能增加过境贸易,可以为俄带来每年60亿美元的收入。
追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决策、建设、运营及围绕这条铁路的地缘政治角逐,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不少东西。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不能只从暂时的经济性去考虑,而应放眼长远,更多地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加以审视。因为重大基础设施的上马影响深远,甚至改变历史进程,所以必须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志。我甚至在想,当年隋炀帝挖运河真的是为了乘龙舟下扬州吗?还是为了解决漕运?但不管是什么历史原因,大运河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诚然,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事情可以交由市场来做,但仍有不少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装备要有国家意志支撑,投入国家财力,重大战略性项目,尤其如此。
在我主持编制铁路中长期规划时,我国铁路运行总里程只有6万公里,现在发展到9万公里,铁路建设中仍有不少线路要靠政府投资,还不能全部推向市场。青藏铁路得以二次上马,和当年毛主席接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大手一挥:“我们要把铁路修到尼泊尔去”的雄才大略有关。青藏铁路修到拉萨后再向日喀则延伸,是我退休前非常想实现的一个愿望。非常幸运,我临退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拉日铁路,张平同志特意安排我去汇报,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日喀则通车后再继续往前延伸难度就不太大了,只待依形势作出战略决策了。
像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样影响地缘政治,有着深远历史影响和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还能举出不少,例如近年建成的中亚天然气管道起自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正在建设中起自印度洋畔皎漂港的中缅油气管道,都将对地缘政治和能源区域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政治领导人和经济规划工作者都应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战略眼光来谋划和决策这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013年09月16日人民网  来源:《求是》